北京流变的雅正之书

 

——读邱华栋《北京传》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城市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某个区域、地方与族群文化发展状态与基本特质的具体呈现。城市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如同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所说：“通过城市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制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伴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城市建设的变革，城市演进及城市文化的梳理与塑造成为一时显学，相应地在文学上则表现为，为城市树碑立传、构建形象。从“译林·城市故事”、《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三千年》等一系列著作的译介，到“丝路百城传记”的恢宏策划，关于城市历史与文化流变的书写正蔚为大观。邱华栋的《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适逢其时在这个语境中诞生，既是个体文学创作中的一次自我突破，也是城市书写潮流驱动下的一朵绚烂浪花。

 

 

北京故宫午门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邱华栋就曾以《手上的星光》等描写北京外乡人、闯入者的“新市民小说”闻名。在他笔下的“北漂”眼中，北京是一座光怪陆离、充满机会和挑战的城市。这些外地来京的青年主人公，内心虽不免忐忑与恐惧，但更多的是搏击未来的激动与勇气。嘈杂浮华的景象与纠结复杂的内心相互激荡，显示出人们对于现代化大都市的无限憧憬。

 

邱华栋对于北京的流变有着持续而密切的关注，但多为虚构类体裁。《北京传》可以视作他北京书写延长线上的一个突破——由恣肆汪洋的想象扫描走向了雅正平朴的非虚构立传。这种转型需要极大的心力，因为北京有着三千年的城邑史，八百年的建都史，朝代更迭，史不绝书，各类文体兼备，可谓汗牛充栋。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与三个坐标来思考与定位对北京的书写。所谓“三个维度”是指历史文化的演变历程、空间生产的动态现实、城市认知的知识型构与观念图谱，“三个坐标”则是指历时的人文繁衍、横向的人文地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并生。上述不同维度与坐标，构成了北京时空与人文的丰厚沉淀，对于邱华栋的《北京传》来说，它们既是有待吸收与借鉴的资源，同时也是求新求变的巨大负担与挑战。

 

“北京城的发展，是叠加型的，一座新城叠加在老城之上”，它的历史是累积的历史，就像是一张羊皮纸卷，先前的书写被后来者刮擦掉，重新着墨，新的字迹叠映在老的印痕之上，古今交融、新旧并呈，难解难分。面对这样厚重的遗产，一个写作者只能正襟危坐，以端肃严整的态度，条分缕析地勾勒、描绘出它所经历的沧桑变幻。《北京传》就是这样一本以平朴笔调书写的雅正之书。

 

《北京传》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聚焦于城市规划与建筑的沿革流变，因为“建筑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人又创造了历史和文化，人与城市建筑是共生关系”。在众多有关北京的历史人文著作中，从此种角度采取的文学叙述并不多见，更多是学术性或实用性的研究与规划。但邱华栋也并没有陷入城与人的浪漫抒情之中，而是基于扎实的资料搜集与史实考量，一方面广泛参阅历史文献记载，另一方面积极吸收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万取一收，取精用弘，让这部城市传记显示出浓郁的信史意味。

 

既然是传记，显然内含着生物学的隐喻。“一座城就像是一个人，也是慢慢生长起来的，城市是一个生命体”。但漫漫三千年，以三十年为一代的话，也有一百代人，每一代人都有关于这个城市的记忆与书写，如何给予读者以清晰明了的线索呢？邱华栋先是通过当下北京地标“中国尊”的鸟瞰之眼，眺望了北京空间格局多中心的平面图，再以回溯的笔法追叙北京城的前世今生。全书分为十一章，分别是周至先秦的蓟城与燕都—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元大都—明北平府与北京城—清京师—民国北平市—新中国首都—国际化大都市—未来之城。这个线性脉络上，北京的不同称谓联结着其沿革的变迁，同时关联着历史大势的走向，呈现出总体性的脉络。而在每一章之后都附有副章，选取代表性的风土、人物与建筑，点染出该时代北京城市肌理变化的细部。主、副章交织，恰如主歌与副歌、正音与辅音，使得节奏张弛有节、起伏有度，更富有叙述的层次感和内容的完整度。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传》没有成为一个修辞润色了的文史汇编与记忆总结，而是关注北京依然在生长的现实，在终章“智慧城市”中展示出其开放性、潜能性的未来。如今城市化的浪潮中，巨型城、城市群成为其重要形态，体现在北京尤为明显，更突出的则是科技的助力使得城市向上更高、向下更深的空间拓展，数据成为城市战略的资源并形成替代效应，信息技术带来城市时空的变形并不断提升城市的功能，数字孪生城市的“智慧北京”也就呼之欲出了。北京作为有机体的生命力正在于此生生不息的创变之中。

 

1992年邱华栋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到这本书出版的2020年，已经在北京整整生活了二十八年，由一个外省青年变成了本城中人。北京以其天高地阔、海纳百川的胸怀收容了无数这样的异乡人，而异乡人又将它变成故乡，并为这个五方杂处、八音克谐的城市奉献出自己的精力与心血。异乡与故乡的双重体验融合在一起，让《北京传》既站在客观超然的全知叙事角度，又浸润投注了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情感依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可谓一个当代北京建设者的缱绻之意、拳拳之心。

 

眼见西安城在纸上活起来

 

——吴文莉“西安城”系列长篇小说读后

 

张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编辑）

 

关于西安这座城，记述多如繁星不胜枚举，再加上自己就生活在这座城里，以为关于它的故事，应已了如指掌，但读完吴文莉“西安城”系列长篇小说《叶落大地》《叶落长安（增订本）》《黄金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才深深地认识到，对这座城我知之甚少。

 

 

雨中陕西省西安市古城墙 韩波摄/光明图片

 

“《叶落大地》《叶落长安（增订本）》和《黄金城》这三本书所描写的时代相接，恰好是中国城市一百二十年左右的变迁；对我，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一些思考。我经常感慨，我生存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独特的时期，也生长于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城。我一心想要用我的方式热爱我的西安城。”这是作家创作“西安城”系列作品的初衷。基于此，百十万字的三部长篇小说，呈现的是东大街上有桂花稠酒配葫芦鸡的西安饭庄，是离西安饭庄不远的白玫瑰理发店，是从白玫瑰理发店往东走就能遇到的卖面皮、饸饹和肉夹馍的风味小吃店，而再往东走，过一个章子铺，再过一个照相馆就到大差市了，马路对面有个甜食店，那里有鸡蛋醪糟、黄桂柿子饼、枣沫糊……

 

作家以朴实明快的笔法描摹出大量的生活细节，画面感强，让人不由自主被带入故事当中。比如，《叶落大地》里，热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密密匝匝的手工布鞋，房子盖好了请戏，求雨、酬神要请戏等。比如，《叶落长安（增订本）》里，用旧报纸糊墙和屋顶，看电视剧《霍元甲》，烧筷子卷刘海而烧煳了一大把筷子，正宗的河南肉丁胡辣汤的制作工艺及标准等。比如，《黄金城》里，一个个旧零件攒起来的大二八自行车，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邓丽君的歌，蝙蝠衫、牛仔裤与白旅游鞋，等等。

 

这些密集的生活细节，把西安城的生活写得真切、活脱。这些生活细节，也许琐碎，甚至有时容易被忽略，但它们的存在证明了我们的长辈，总有这样的一种超能力，那就是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他们总有勇气去热爱生活、追求未来。

 

这几部作品注重人物的塑造。比如，《叶落长安（增订本）》的主人公郝玉兰，她会给邻居家认识不久的小孩长安做鞋子，在长安爷爷过世后将长安当成自己的孩子照顾，也会因为是继母而不得不委屈自己的亲生女儿。她不只是善，她还可以泼辣，在受到诬赖与无理排挤时跟人厮打；她更是明理有智慧，在特殊时期，她坚信“人好人坏不是谁说就算的，过些年再看才能看清楚”。再比如，《黄金城》里特别会吵架的刘兰草，她的吵架有理有据、逻辑清晰，总是能获得胜利，而这个技能是作家让她一步一步点亮的。再比如，《叶落大地》里逃荒到陕西的怀着身孕的寡妇刘冬莲，没办法躲过无数的眼要看她的里里外外，无数的嘴要说她的长长短短，却倔强地活着，且要活得精彩美好。作家将她内心的每一丝缠磨都刻画得淋漓尽致，读来觉得到极限了吧，这就是极限了吧，但冬莲一次次坚持了下来，就像一棵大树，哪怕一半被雷击火烧得干枯焦黑，另一半却能有点雨水和阳光就枝繁叶茂，在土壤里开花结果，让生命延续。

 

作家对书中人物饱含深情，在她看来，这些人物就是活生生的，是她熟悉的、深爱着的，她不忍心去强加给他们一个不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只属于他们。所以，作家在“西安城”系列作品中，她在这些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身上所赋予的个人命运与生活，不是作家主观意愿上的命运与生活。她想通过这些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来充分表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也让读者认识西安城里生活的男女老少。

 

吴文莉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一个家庭、一个小院子里的悲欢离合有时便是一个城的缩影，一个中国城市的荣辱兴衰往往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无疑，西安城是最宽厚包容又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之一。于是，我站在这西安城里，书写着西安平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回视中国平民的百年生存史，瞭望着未来。”从这点出发的“西安城”系列作品，描绘了一个包容一切的西安城。这座城让外地人在这里扎根，也由此成为他们的新故土。

 

这样的西安城，不是一座想象中的城，不是一座历史中的城，更不是一座他乡的城，她就是你的城，就是我的城，就是生活的城。在这座城里，你认识每一条街道，你去过这些街上的那些店铺；在这座城里，你看电影，吃饭，吵架，恋爱；在这座城里，你有熟悉的人，有你喜爱的草木与建筑。

 

贾平凹在《西安这座城》中说：“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囫囵囵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学者薛保勤觉得西安“一城文化半城神仙”。吴文莉将生活中的西安城完全敞开，让人生活在这座城里。

 

南京城在文学的时间里生长

 

——读程章灿散文集《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9年10月，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学之都”。这是中国获此称号的第一城。为什么是南京？是和南京古都建制等长的文脉传统？是当代作家创造的江南传奇？是大学、书店、文学教育、公共图书馆、民间读书会等普通百姓的日常文学生活？执一端，慢慢捋，都是一个城市的文学故事。

 

 

南京中山陵景区冬季景观 杨素平摄/光明图片

 

《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如其书名，是历史过往，是当年明月。南京之为“文学之都”，有其悠然深郁的前史。虎踞龙盘，占尽形胜；人物风流，如“王谢子弟”。文人雅士，浸润其中、滋养其中、“爱住”其中，所谓“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活在生生不息的文学世界里。程章灿教授的《旧时燕》非应景之作，而是15年前《古典文学知识》上连载的南京文化散文的修订再版。这期间，程章灿教授还写作了《山围故国》和《潮打石城》，这两种可和《旧时燕》并称“南京三书”。

 

吴福辉先生在其《关于都市、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一文中说：“都市文化为何各个不同？在于它的地方性、民族性的丰富多样。这种不同城市以不同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为依托，皆以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因此对都市文化的个性，应注意挖掘传统的地域意识和乡土文化根系，注意到对文化基因的阐发。”城乡之别是现代之后的事情，每座有一点历史的中国城市都扎根乡土中国，其“城市形象”之清晰可辨可能恰恰是因为岁月悠长的地域意识和乡土文化。所以，能够理解程章灿教授在《旧时燕》中所说：“城市不仅是一种地理的概念，空间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时间的概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韵味。”

 

缘此，程章灿教授取迳文学，因为文学遗存是一座城市最多的文化记忆。说南京文学，《旧时燕》从王气、形胜等始，在历史和地理上先进行溯流，诚如他在《山围故国》中所言：“紫金山、青龙山、栖霞山、清凉山、将军山、牛首山、幕府山、顶山，东西南北，群山围绕故国。”“每座山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无数传奇故事，大大小小，围聚缠绕，编织成一部南京城的历史，有大历史，也有小历史。”这些山中有“金陵王气”，有寺庙、有高士、有隐居处。而“六朝烟水”关系“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秦淮河，也关系“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楼台烟雨。山石、城池、屋宇氤氲着水汽，“散淡而潇洒，风流而靡弱”的六朝文化古意历久弥新。南京因为文学而灵动。赵翼说袁枚的“爱住金陵为六朝”，林则徐称“官爱江南为六朝”。所以，南京如何成为南京？是因为“城市山林笼罩在六朝烟水里，历史内涵有了，文化底蕴有了，与众不同的风姿自然有了。把南京与其他城市放在一起，它的古雅风和文化气是不言而喻的”。

 

去往历史，取迳文学，《旧时燕》所述的中心不离南京城的文人、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故此可见南京城的历史书写，离不开文学的参与。“从文学的诉说中，从文化的图景里，看一看城市的形象。让城市来叙述文学和历史，也让文学和日常生活故事来叙述一个城市。”一座城市在文学的时间里生长，文学成为城市的精魂。方山的羁旅离别，促发诗章；石头城的登高远眺，抒发胸怀，所谓“悠然远想，有高士之志。”南京城的山水使文人流连引发诗情文思，而诗赋文章塑造了南京城的品性气质，《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可谓是金陵人文图卷的铺展。

 

“历史和文化在传说中被创造。”胜棋楼的对弈，雨花台的法师讲经，落花如雨，落地成石……文人书写之外，传说和故事是另外的更古老更民间的文学。也因为如此，大众可以参与一座城市的文学想象。《旧时燕》的作者虽居大学，文史修养确信无疑，但他却不弃不废民间文化。程章灿教授说，每座城市都有许多典故，有很多传奇，有很多故事。这是城市文化精魂的凝缩，是城市的根。数典述祖，就是城市的文化寻根。而历史上真真假假的演说，都在重复和深化这些城市的论述。“有女莫愁”“莫愁变脸”，由传说而溯源莫愁作为文学符号的形成。在传说中，莫愁由《莫愁乐》中住在城西的歌唱的少女，而演变成歌妓，又成为《河中之水歌》中的卢家少妇，最终正式落脚于南京水西门外。莫愁湖在人文地理上的诞生，使文人来往如织，题咏如绣，愈见密丽。

 

城市的文学传奇，中心自然是“人”。以金陵为背景《儒林外史》人物身上的六朝遗风，文人雅集，既承城市前史，也可在近世种种中见到可为印证的人事，如1929 年元旦在鼓楼鸡鸣寺发生的“豁蒙楼七老联句”。陈伯弢、王伯沆、胡翔冬、黄季刚、汪辟疆、胡小石、王小湘七位先生边喝酒边作诗，联成按照年齿长幼排列的二十八句。其中王伯沆、黄季刚、胡小石也是出现在《旧时燕》中的人物。流寓南京的袁枚，“异日将官易此园”，将据说原为曹雪芹的叔父、原江宁织造曹頫的曹家花园的“隋园”买下改建成随园，修亭台、广植梅、巧布景，使其成为一代名园，而发生在随园的交游雅集、文学活动也丰富了南京城市文化地图。《旧时燕》中远可见六朝人物，近可见袁枚、吴敬梓、黄季刚、王伯沆等前贤。王安石几度与金陵结缘，最终叶落半山。“休论玉谢当时事，大抵乌衣只旧时。”金陵的气息合乎其生命的节奏，离朝堂而亲山水，直至生命终了。

 

美国诗人惠特曼曾因为痛心市民不知爱惜城市的过往写作了布鲁克林史。可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又有多少能记住自己城市那些“布鲁克林史”式的诗篇？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类似《旧时燕》写作可以理解为一种召唤——唤醒一座城市的文学记忆，也是唤醒一座城市的记忆。阅读一个城市散落在光阴缝隙的文学，那些文字中流动的情与思。我们是有记忆的人，我们和城市不再彼此生分，“城”即是“人”。《旧时燕》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对南京山河、历史和文学的一场漫长的追忆，使之因“带感情的地理”而呈现了文学之都的真正意味。作品守正、文雅，作者语以“旧闻新语读南京”，其渗透点染轻灵自在，秉持文史散文求真、广博的传统，文风散淡、放达，恰恰配得上金陵文气之真妙。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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