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文物犯罪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受暴利驱动，文物犯罪仍时有发生，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困扰办案实践。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依法惩治和有效防范文物犯罪，切实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安全。
为便于司法实践准确理解与适用《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公安部法制局、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请介绍一下《意见》的制定背景和主要经过。
答：文物犯罪严重影响文物安全，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对文物犯罪应当坚持从严惩治的立场。近年来，文物犯罪呈现出新形势新特点，犯罪团伙专业化、智能化趋势明显，犯罪活动向网络发展蔓延，“探、掘、盗、销、走私”一条龙的犯罪产业链日趋成熟，地下文物交易活跃。同时，实践中就相关犯罪的对象、未遂、入罪标准等问题，还存在不同认识。
为切实加大文物司法保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根据现行法律有关规定，对办案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回应，以更好地指导办案实践，依法严惩文物犯罪。
问：针对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名的具体适用问题，《意见》有何规定？
答：一是进一步明确“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范围。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具体范围并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对于盗掘古建筑、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古文化遗址或古墓葬部分，应该如何定性存在认识分歧。对此，《意见》规定，古建筑、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中包含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部分，也应认定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犯罪对象；且盗掘对象是否属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应当根据《文物犯罪解释》第八条、第十五条作出认定，即不以已经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为限。
二是明确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未遂的认定。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一直是打击的重点和难点。据统计，2017年到2021年，全国法院一审新收各类妨害文物管理刑事案件共计3058件，其中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刑事案件占比超过80%。实践中，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未遂的情况多发，危害性不容忽视。《意见》明确，对于以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为盗掘目标的盗掘未遂案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问：《意见》对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不可移动文物未遂的法律适用是如何规定的？
答：我国文物资源丰富，已知有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对于以破坏性手段盗窃不可移动文物的案件，按照《文物犯罪解释》规定，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犯罪团伙主要是采用破坏性手段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局部进行盗窃，如切割石窟中一尊佛像的佛头，很容易因该局部文物本身等级或价值较低，或者被严重损毁无法进行等级或价值认定，导致行为人最终未能得到相适应的惩罚，不利于保护文物安全。
对此，《意见》规定，对于“针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建筑构件、壁画、雕塑、石刻等实施盗窃，损害文物本体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等五类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不可移动文物未遂的犯罪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问：当前地下文物交易活跃，间接助长了盗掘、盗窃文物之风。对此《意见》有何针对性的规定？
答：地下文物交易涉及的相关罪名主要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倒卖文物罪等。《意见》明确，对是否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获利情况、文物外观形态、交易价格等多个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具有特定联络交易方式、逃避或者暴力抗拒检查、文物犯罪前科等情形，行为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认定倒卖文物罪中的“以牟利为目的”，可以结合行为人的从业经历、违法犯罪记录、交易情况、文物来源等因素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问：2020年8月，公安部会同国家文物局部署开展了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请问该专项行动的成果如何？下一步是否有新的举措？
答：新一轮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文物犯罪案件3950余起，其中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重大文物犯罪案件45起；打掉犯罪团伙79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420余名，其中公安部A级通缉令逃犯23名；追缴各类文物8.28万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6477件。
针对当前文物犯罪活动新动向新特点，公安机关将紧盯文物流通关键环节，持续开展专案攻坚，上追盗掘、盗窃，下查倒卖、销赃、走私，深挖幕后金主，实现全链条打击。不断强化与文物等部门协同作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打好整体仗合成仗。同时，呼吁广大群众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和文物保护意识，积极举报文物犯罪线索，共同保护文物安全、守护民族根脉。
（本报记者 靳昊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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