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长江流域城乡文化的心有灵犀
文/ 孙若风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蓝皮书》主编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滚滚的长江，流动的城乡文化要素，长江流域的城乡文化融合，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文化传统。
一千三百多年前早春的一天，风和日丽，因避乱卜居长江上游的杜甫，在浣花溪草堂写下了这首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有天府之称的成都平原，大地湿润，万木葱茏，一派勃勃生机。在门口停靠着驶往下游东吴地区的船只，上船便可让归心似箭的诗人，“千里江陵一日还”——这是李白的诗句，李杜是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座，都曾面对长江感叹水运之伟力、大地之丰饶。
长江自古以来就是黄金水道，流域面积广阔，不仅有赣江、汉江、湘江等支流，而且串连起沿江的种种路上交通要道，承东启西，接南济北，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立体交通和综合运输体系。再就是资源充沛，物产丰富。沿江的水土、能源、矿产、森林、农业生物等资源丰富，地广物博，沿江布满鱼米之乡以及种种特色物产之乡，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着南国大地。
读杜甫的这首诗，还会联想到杜甫躲避的那场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捩点。这场浩劫直接导致北方经济衰落，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南宋把朝廷建在长江边上。相对安定的南方，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经济中心南移，又促进了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全方位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的发展。
今天长江流域的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发展，不只是有着更好的交通条件、生产生活条件，更有以往不可比拟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特别是文化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城乡融合将产生新的城乡文化互动模式、新的乡村文化发展动能。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这个流域城乡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拼图中不缺少的一块。而关键，就是让城乡文化要素流动起来，这也是乡村文化未来发展的底层逻辑。
需要正视的困难是，近代以来，乡村社会衰败，乡村文化跌落，城乡文化关系恶化，长江流域的乡村文化更是深受其害。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文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扩大了城乡文化的鸿沟，在新形势下形成城乡文化新融合，还要走出城乡关系的创伤甚至是危机。
我关注到长江流域历史上有“三多”可居全国榜单前列，即都市多、宗祠多、藏书多，进而认为它们对这个流域城乡关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并想藉此理清今天重塑城乡文化关系的路线——
第一，都市多。长江流域古代就都市密布，不少是大都市。《史记》的“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原本是说西周王朝建立都城的历史，但作为地名却落在成都的头上。重庆是历史上的渝州，李白说：“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下渝州”与“下扬州”一样，是走向大都市的惯常表达。而扬州素负“扬一益二”盛名，春风十里，繁华如梦，有道是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杭州更是人间天堂，柳永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南京是多个朝代的国都，刘禹锡说“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南昌这座“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天才少年王勃《腾王阁序》中，对它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极尽铺排。武汉又名江城，九州通衢，被称为大武汉，大城市前面被冠以“大”的还有同在长江流域的大上海。我家乡安庆，也曾是商贾云集之地。
长江流域都市多，连结的城镇也多，紧紧依附在密集的乡村土地上。没有厚实的乡村支撑，就没有繁华的都市。同样，没有都市的带动，或者说没有城市需求的强劲拉动，就没有乡村的发展。长江流域的乡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与都市互动的结果。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国经济的主导结构是自然经济，长江流域的都市发展，没有打破这样的经济结构，而是与乡村和平相处，相互支持，维持了乡村存在，稳固了乡村文化特性。用现在的眼光，这种自然经济有保守落后的一面，所以融入现代经济比较困难，与西方文明正面相撞时很快崩溃，但是，在人类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端并重新认识农耕文明价值的时候，它为我们重拾乡村文化遗珍、重建乡村文明，又提供了便利。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虽然城市占尽信息、人才、市场等各种方面的优势，但在解决城乡关系时不能处处以城市为臬归。现在的城乡融合以乡村需求为导向，在一定意义上是向传统回归。
另一方面，文化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学习、借鉴中获得发展的，历史上长江流域都市的发展，明显促进了商业意识在乡村的觉醒，提升了农家孩子的经商能力，所以会有一批批浙商、徽商从大山里走出来，在都市大显身手。长江流域众多的乡间小曲小调，进入都市后成为文人诗词的样式范本，李白写的《长干里》就像是原汁原味的乡间小调。而越剧、黄梅戏、汉剧、楚剧，最初都是乡村小戏，在都市大舞台上演变成有影响的剧种。清末几次徽班进京，最初也是从乡间收拾戏装锣鼓出发的，安庆潜山程家井的程长庚，被誉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
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强化城乡之间市场要素的流动。今天的长江经济带，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远非昔日可比，为增强城乡文化的市场要素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市”是城市的功能，在中国古代是乡村交易的最重要场所。今天城市仍然是乡村的市场交易枢纽，以此为平台，各类市场要素在城乡流动，其中有文化行业的市场要素。现在需要激活并增强其流动性，没有它，城乡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就发展不起来。
如今，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已经崛起为新兴产业，文化和旅游市场更是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乡村还是明显薄弱，城乡更没有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血肉联系；文化和旅游市场有统一的管理体制，但促进要素流动的机制薄弱、动力不足，方式单一，目前主要方式是，城里游客到乡村消费文旅产品，或者是乡村文旅产品通过开店、上电商平台、参加博览会、交易会，进入城市。城市进入乡村市场的则是现代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内容，包括影视、传媒、书店、网吧等。
在乡村振兴中建立新型城乡文化关系，要加强城乡的彼此带动。以城带乡不是过时了，而是做的远远不够，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城市文化市场和文旅产业的带动作用。即便将来乡村文化市场和文旅产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特色文化产业、特色旅游方面超过城市，但是，在市场和产业的总体格局上，还是需要城市带动，乡村文旅产业的强项，还需要得到城市的涵养，就像历史上的农村小曲小调都是在都市孵化后脱颖而出。但要改变以往乡村对于城市被动、依附的关系，体现乡村的主体地位，强化在文旅市场和产业积极、创造的身份，与城市互生互动。这就需要深化城乡的彼此认识。乡村要精准把握城市的消费需求，并确定经营方向；城市要体现乡村的发展需求，体现在城乡融合中促进乡村发展的初心。城乡之间市场要素的流动，是市场行为，但地方领导和有关部门有责任通过出台政策规划、搭建信息、咨询、项目、资源、资金对接平台，为流动营造环境、创造条件。要有向城市“挖潜的意识，把城市对于乡村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用好、用足。
——宗祠多。宗祠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凝聚同姓血亲关系的精神纽带。历史上的中国，长期以忠孝礼仪为制度基础，以血缘宗法理念治理社会。这种制度和理念，源头可以追到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夏商周三代是部族国家，政治制度也带有部族胎记，逐步演变成上至自朝廷下至家族、家庭的社会制度。在今天看来，这种制度的落后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对中华文明的塑造，对中华优秀文化内容的形成、积淀和传扬，有积极意义，现在所讲的家国情怀，思想逻辑和传承谱牒就要上溯到这里。
而在长江流域特别是在中下游地区，几乎是有家族集聚的地方就有宗祠，每个姓氏，至少是大姓，都有自己的祠堂，有的大姓除了最高等级的祖先祠堂，还有分支宗祠。今天长江流域的宗祠，虽然经历了时光的侵蚀甚至是严重的破坏，但仍然是遗存多、保护好的区域。媒体曾做过国内最著名的十大宗祠排行榜，大多是在长江流域，这与乡村相对稳定有关，更与千百年来乡村的重视有关。时光流转，现在这些场所很多成为乡间公共空间，比如“文化礼堂”,仍是当地村民开展文化活动，增强凝聚力的空间，从”祠堂”到“礼堂”，反应了巨大的时代变化，但是，一个“礼”字，又清晰地显示出与以礼为核心的祠堂一脉相承。
宗祠是我们前人的精神殿堂，也是进入社会的学堂。无论为官、为民，在都市、乡村，居家、在家外，识字、不识字，经过它的熏陶、训练，才能做人做事，安身立命，修齐治平。宗祠还是我们前人的人生之锚。哪怕走得再远，甚至飘洋过海，也要时时返归家乡，到宗祠报到、致敬、接受心灵的洗礼。中国最早的诗集是《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颂”为朝廷祭祀乐章，按照《诗.大序》的解释是“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后代民间、乡间的宗祠，基本上也是这个规制和作用。一代又一代人从乡间进入都市，或告老还乡，或解甲归田，或荣归故里，失意还乡，拴着他们的是乡土乡情，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要回归宗祠。因此，乡村游子无论走得多远都要时时返乡，召唤他们的是宗祠的旗帜。宗祠由此成为维系城乡关系的精神纽带，返乡祭祀宗祠也成为文化要素在城乡流动的驱动力。
时代变了，不能指望宗祠还发挥以往的作用，虽然有的地方又恢复了这个作用，但一般来说，只希望今天的乡村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在整体上能够成为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宗祠，在这里能看得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村的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城乡互动才能发挥出来、存续下去，或者说，乡村文化资源的价值要通过城乡之间的流动、城乡居民的共同体认，才能体现出来，才能保值、升值。因此，要认真保护并且效应发挥乡村文化资源的作用，包括乡风文明建设中对发掘、利用的乡村民规民约，还有关于先祖先贤的事迹、传说，还有当地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比如乡村老建筑，本人还曾发表文章，题目就是《乡村建筑是中国人的共有祠堂》，认为今天散落在乡村的各类建筑，特别是传统民居，也具有祠堂的份量，或者说，是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祠堂。这些建筑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创业守业的身影，也留下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心中默念，留下了引起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强烈共鸣的精神气息。乡村建筑特别是乡村民居能起这样的崇高感，是基于我们民族特有的集体意识，即家国意识、家族意识、家居意识。在这样的民族心理结构中，乡村建筑承载着不同寻常的家国大义。各类民居满足的是家庭生活所需，不像祠堂那样以表达人纪纲常为主要目的，但也贯穿着祠堂里倡导的思想内容和行为要求，六朝文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说“家传以申世模”，“家传”与“世模”具有同一性。因此，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乡村建筑中。各地老民居在建筑格局和房屋安排上，尊敬长者，老幼有序，并且，或以厅堂字画、或以房头雕刻，或以室内装饰，展示耕读传世、勤俭持家、父慈子孝、循礼而行、温柔敦厚的内容。民居延伸、拓展、丰富了祠堂文化，并把这种文化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形成了各家各户优秀的家风。
——藏书多。研究表明，宋以后，我国藏书家明显南移至长江两岸，主要在江浙一带，并向广东、福建地区发展，明清两代，江浙一带最多。据《浙江采集遗书总目》，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馆往访天下遗书，进呈图书最多的5个省份是：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和山东。江浙一带迄今还有天一阁这些著名藏书楼。与藏书多直接相关的是发达的印刷业，这是早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主要门类，也是那个时代城乡之间文化市场要素和文化产业要素流动最活跃的方面。与之关联的还有文房四宝，歙砚、徽墨、宣纸均出自杭州附近的徽州。
最重要的关联的是读书人多。自古江南多才子。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充裕的生产生活资料、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更多的乡村人能够读书。大城市的文化影响，特别是出版业的发达，为乡间读书人提供了难得的条件。科举制在这个流域得到最持久、最积极的响应，在古徽州的休宁县，南宋以后，出过19位状元。一年又一年的科学考试，是一次又一次的乡村读书的大动员。科举失败并不意味着读书的失败，很多人转向其他行业，也有非凡成就，比如很多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儒医、儒商等等。即便无所成就，他们也是一代代读书人的种子。而长江流域农村“耕读传家”的传统和家风，又使得这里成为最适合读书人成长的土壤，这里的很多乡村，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
读书人在城乡间穿插，他们自身就是城乡人才的流动，而且，作为文化载体，他们又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使者，不同的文化在他们身上碰撞与交融。当然，这种文化反应是很细微的，并没有到需要转换文化身份的地步，在都市、在乡村，在官场、在私人场合，来自乡村的文化角色并没有让他们感到身份上的违和感，更没有让他们会感到低微，而恰恰相反，他们把很多乡村文化带到城里，甚至带到远方。来自徽州乡村建筑，白墙青瓦、融砖、木、石“三雕”艺术于一体的徽派建筑风格，把自己的符号镶嵌在江浙一带许多城市的建筑上。这样的心态，对保持乡村文化自信、保留乡土文化特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文化风气对于人才流动的作用并不都是体现在读书人身上。还有一些人凭技艺行走于城乡之间，像齐白石，早先是乡村木匠，后成为画家，进京成一代宗师。
无论是从乡村振兴出发，还是从中国文化发展需要出发，促进文化人才在城乡间流动都十分重要。一方面要让乡村有艺术天分的年轻人有进城学习的机会，或是凭一技之长进城就业创业、开拓市场。要把这项工作纳入城镇化的整体工作中，把农民进城变成乡土文化进程，变成文化人才城乡间的流动，而不是简单地在城里谋得一份工作。另一方面要关注和支持城里艺术家设计师创客进入乡村，这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不同于有组织的送戏下乡或是春节书法家下乡写对联，也不同于艺术家在乡村体验生活。这是艺术人才以产业的方式、从市场的渠道进入乡村。对于这种新生事物，要按产业的规律和市场的办法，支持他们在乡村闯荡，有更大作为，并且考虑从艺术发展、非遗传承等角度出发，给予鼓励和引导，包括项目和资金支持。
水流不腐，户枢不蠹，城乡文化要素积极互动起来，才能让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城乡文化之间的相向而行，既要保持各自特点，也要各自祛魅，理性对待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是价值冲突，向对方充分敞开。态度、姿态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是促成流动的社会情势和走势，如同促成水流的地势。这就是在乡村振兴中负有使命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了，要认识到城乡文化要素流动的交汇点，就是最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渔歌互答，是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描写长江中游洞庭湖的景象，长江流域的城乡文化，也应该是这种和谐唱和。它将在乡村振兴中，在推动区域发展和实现家国情怀中，让城乡之间心有灵犀。
文：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责编： 雅莉 李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