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城乡接合部，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区域。记者近日在多省市调研发现，随着人口膨胀与资源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大多数城乡接合部依然存在土地利用秩序混乱、违法犯罪行为多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位等顽疾。解决城乡接合部的重重难题，关键在于将“城乡接合”变为“城乡融合”，解决“钱从哪来、人到哪去、地怎么用”等三大问题，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本报今日推出《关注城乡接合部·乱象与寻路》组稿，以飨读者。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广州、武汉、兰州等地调研时了解到，快速城市化不断催生新的城乡接合部，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也不断发酵。违章建筑屡禁不绝，新型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愈发猖獗。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城市治安管理领域的“洼地”和各类利益冲突的“交汇地带”，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传统打击模式难以应对流窜性大、隐蔽性强的多样化犯罪。

 

“种菜不如盖房”　无序违章建筑潜藏利益链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在很多城乡接合部，违章建筑越建越多，面积越来越大，违建速度远远快于清拆速度。由于可以利用违章建筑获取不菲的租金收益甚至更丰厚的拆迁补充款，且违法成本较低，当地农民认为“种菜不如盖房”，许多人铤而走险，顶风作案，违章建筑屡禁不绝。

 

记者走访广州、兰州等多地的城乡接合部，看到头上“一线天”、房间内因采光不足一片“黑洞洞”。阳台靠阳台，窄巷里满是“握手楼”；窗户对窗户，“接吻楼”宛如一家亲。私搭乱建、违建围城是不少城乡接合部的真实写照。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介绍，广州目前违法建筑面积接近1亿平方米，清拆速度远远赶不上违建速度。2012年清拆违法建筑98.5万平方米，但新增违章建筑140万平方米。北京市规划委的数据显示，全市违建面积达20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2800多个标准足球场。

违章建筑为何屡禁不止？当地农民一句“种菜不如盖房”，道出了原委。城乡接合部违建的获利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出租给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员居住或从事一些商业行为，赚取租金，一些出租房也对外销售，变身成了小产权房；二是寄希望于拆迁时多算面积，以获得更高的补偿款。由于利益巨大，且违法成本较低，一些人铤而走险，违建行为屡禁不止。

记者采访发现，当前违章建设形势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一是建设主体，从本地人“单打独斗”，到吸引外地投资商相互串通一气；二是建设规模，从以往的“小打小闹”，到现在盖出十几层的整栋楼；三是房屋所有权属性多样，农民自盖住宅、私搭乱建住宅、集体建设住宅，与城市居民商品房、经济适用房混杂在一起，隐蔽性更强。

增速惊人的无序违章建筑带来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激增的流动人口很容易造成城乡接合部这些村水、电、路等市政资源超负荷供给，也容易出现村庄规划无序，闲杂人员任意往来，违法犯罪人员与公安人员“兜圈子”打游击等现象。

 

驱而不散禁而不绝　新式传销变种盘踞

 

记者了解到，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多种新型犯罪多发地，其中，“不限制自由，不强卖产品，不强迫参加”的新型传销，近年来愈发猖獗，且呈现“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禁而不绝”之势。专家提醒，应警惕这一发展趋势，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多方合力从源头斩断传销滋生和蔓延的温床。

 

“中部要崛起、投资几万元、发展几条下线，两年便可赚到千万元”，这是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一特大传销团伙的“招牌广告语”。今年以来，地处城乡接合部的盘龙城以及巨龙大道沿线的十多个小区，均成为近4000名传销人员出没的“总部”。

近日，记者来到当地一个叫“F雅园”的小区暗访，看到近百人无所事事地在小区内游荡。他们三三两两坐在石凳上，彼此很少交谈，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在各楼栋及小区大门进进出出。

“搞传销的特征很明显，一手拿手机，一手提包，一眼就能看出来。”居民钱兆武说，“他们看起来文质彬彬，也不跟我们居民搭话。不吵不闹，但行踪不定，经常聚会。晚上放哨的人常常躲在暗处，或站在楼道两侧，许多女业主吓得不敢回家。我们担心这些人聚集起来，偷盗等治安问题就多了。”

经调查，该传销团伙以“中部开发”“连锁销售”“1040工程”等“资本项目”吸引新成员。传销人员身份各异，有农民、大学生、公司白领甚至退休公务员，许多人拖家带口，逗留时间长达两三年。该组织层级严密，警惕性极高，不通过熟人介绍无法加入。成员只认识自己的上下线，且被要求只能发展外省人员，不吸纳本地人。

与传统的传销模式不同，新型传销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卖产品，也不强迫参加。黄陂区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交纳3800元一份的会费，就能成为会员，一个月后返利500元；交69800元，一个月后返19000元。每发展一个成员奖励6000元，发展3个下线即升任为业务组长，再往上还有业务主任、经理和总经理。“资本经过运作，累计最高能赚1040万元。”

去年7月份以来，武汉市和黄陂区已多次组织公安、工商、民政、房管等部门，联手对巨龙大道沿线的传销人员进行排查、清理。2013年12月7日，黄陂区政府分管区长指挥，出动联合执法人员340人，重点清查8个小区43户201人，刑拘13人，遣送188人。

不光在武汉，全国多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都出现新式传销团伙。记者采访了解到，新式传销主要有三大类。首先是“资本运作”。这类传销打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泛北部湾建设”等旗号，参加人员一般要交纳几万元“会费”，认购一定的“份额”进行“入股”，然后再发展下线人员参加“投资”。

第二类是“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式传销。传销组织以境内外私募基金或股权为名，宣称将给予高额投资回报，或公司股票将在境外上市，以传销发展下线的方式招揽社会公众认购基金或股权，并根据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投资总额，返还成员不同比例的奖金。

第三类是网络传销。这类传销组织在网上建立传销系统，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直购的幌子，引诱加入者交纳费用或者购买产品取得会员资格，然后继续推荐、发展他人成为下线会员，并以加入者发展下线的人数或销售业绩作为奖金依据。

这几类新型传销，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更具隐蔽性的城乡接合部作为“窝点”。以武汉为例，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紧邻市区，交通相对便利，经济发展较快。当地流动人口多，基层组织薄弱。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经侦大队相关负责人分析说，辖区内新开发楼盘多，出租屋数量多且价格便宜。而且部分出租屋房主法制观念淡薄，为了经济利益，只管按时收取租金，并不管承租户的租房用途。这些因素都为传销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新式传销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犯罪行为扎堆　传统管理难度加大

 

城乡接合部在流动人口聚集之后，也成为城市治安管理领域的“洼地”和各类利益冲突的“交汇地带”，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传统打击模式难以应对流窜性大、隐蔽性强的多样化犯罪。

 

位于广州城乡接合部的天河区棠东村，空间狭小的理发店、洗衣店和快餐店一间挨着一间，店铺的毛坯墙上泛出霉斑，仅容三四人并肩行走的小巷污水横流、垃圾成堆，车辆喇叭声、小贩吆喝声等混杂在一起，异常嘈杂。“这里流行一句话，没被偷过没被抢过，就不算住过城乡接合部。”已在棠东村租房生活了三年的吴周鑫说。

从南海之滨的珠三角到华北平原的首都北京，诸多大城市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日益膨胀，在人财物高度聚集、频繁流动的刺激下，形成了环绕中心城区的犯罪高发地带。

在广东第三大城市佛山，当地选择城乡接合部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比例很高并逐年上升。据佛山市禅城区公安分局局长李剑雄介绍，2011年至去年10月，该区城乡接合部接报刑事、治安警情77000多宗，占全区警情的77.7%。

在城乡接合部违法犯罪人员中，近年来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不断加大。“突然间不种地了，以前满眼青纱帐，现在全是灯红酒绿；以前交往的都是三村五里，现在见得是五湖四海。”河北三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国立臣说，当地刑事犯罪80%以上是流动人口所为。

据公安机关分析，城乡接合部犯罪案件以侵财型为主，但具体类型日益多样化。“两抢一盗、翻墙撬锁、诈骗老人、占地经营、假冒商品……”国立臣历数近年来查办过的案件：“最恶心的是血豆腐里放甲醛，表面漂亮实际特脏，弄完案子到现在我都没吃过血豆腐。”

城乡接合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很多居民手里有了钱却不知道如何花，带来诸如嫖娼、赌博等大量不良社会风气，由此诱发杀人、伤害致死、抢劫等严重暴力性案件。以禅城区为例，2011年至去年10月，城乡接合部色情发廊、无证照“黑旅业”、路边招嫖、“老虎机”等案件数量占全区查处数的80%左右，而重大刑事案件也占全区的82%。

更为严重的是，城乡接合部犯罪成员正向低龄化发展。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干部巫建军说，近年来，大中城市外来青少年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很多未成年人往往在城乡接合部的网吧、台球厅、卡拉OK等娱乐场所聚集，同社会不良分子混成一团，受到犯罪分子的教唆。

北京、广东、河北、湖北等地公安干警反映，受治安环境复杂、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相对弱化等条件限制，城乡接合部犯罪“流动性大隐蔽性强”的特征日渐强化，打击难度逐步提高，但另一方面，城乡接合部管理机制未能跟上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打击犯罪模式滞后，未能实现与时俱进的综合治理。

“行政方法不能用、经济方法不好用、法律方法不管用、思想教育不顶用”——这是一位基层干部形容城乡接合部“难管”的顺口溜。

城乡接合部往往由于行政区域划分与治安管理范围不尽吻合，导致一些案件高发地区、治安问题复杂区域、防范薄弱地带，存在警力不足、见警率低、巡防力量薄弱等问题，导致“发现难打击难”。

以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为例，该区人口约6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约42万人，已算中等城市规模，但还只属于镇级机构。国立臣说，目前架构、人员、职能无法满足治安管理任务，“燕郊一周接警1200起，只有15个正式民警，还要白天晚上两班倒。我一年几乎都没休过假，2005年到这上班后就没带老婆孩子出去玩过。”

一些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往往采取携带交通工具跨区域流窜作案，发案地公安机关很难通过阵地布控手段实施对这类“短平快”犯罪的精确打击。“由于派出所是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辖区管理，等报案出警之后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已经跨区流窜，侦查工作难以全面深入开展，取证难、破案难，信息沟通不灵，打击效果不明显，导致一些刑事犯罪屡禁不绝。”李剑雄告诉记者。

李剑雄还说，目前部分出租屋业主“利”字当头，给城乡接合部治安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如一些出租屋业主为了逃税，不愿申报租赁人情况、甚至根本不辨别房客的身份。“城乡接合部要长治久安，除了巡逻防控，最主要是抓基层工作，加强监控侦查，做好犯罪预防，实行精细化、专业化管理。”

来源：经济参考

责编：茹冰 李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