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乡约是儒家知识人建设乡村的理想与实践，蕴含了协商、民主、自由、平等的意味，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传统资源，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乡约制度随时随地都在动态演变，所以异常复杂，深入的个案研究迄今尚不充分，一般性的论述难概其全。本文选取被广泛认同和参照的蓝田《吕氏乡约》和王阳明《南赣乡约》为对象，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对乡约制度加以审视，以见二者的契合所在。

乡约的民主精神

缔结乡约来自人们的合意，自始就带有鲜明的民主色彩。乡约组织中的公职人员均由约内推选产生。按《吕氏乡约》之制，主事人为“约正”和“直月”。约正主管平决赏罚，由公众推选正直不阿的人担任。“直月”掌约中杂事，同约中人不分高下，轮流担任，一月一换。后世的乡约发展出更多名目的职务，不过推选产生的机制却沿袭未变。如王阳明《南赣乡约》规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敢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等职位皆由推选产生。选举未必通过票决的形式，但必须德才兼备，能服人心者才能当选。因为乡约的公职人员并不具备任何强制力量，其合法性的基础只能来自公意，所以选贤举能、民主选举始终是乡约坚持的原则。甚至在乡约与保甲紧密结合的时代，儒家学者仍然坚持乡约的民主推选，并要求以乡约为基础来定保甲。只是到了清代，乡约制度被高度扭曲，原来的公职变成被政府委任的事务官。此外，是否入约全凭个人意愿，并不强制，加入了也可以退出，所谓“其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只对表现不好又劝诫无效的才驱逐出约。

乡约体现了民主（公选、轮值）与自由（自由出入）的理念。前贤于此已有所见并甚为赞许。如杨开道说：“由人民主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萧公权所谓“纯出人民自动”“自动自选自治”“《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事实上，由于乡约带有民主与自治的萌芽，在古代皇权专制的社会并不受欢迎，连吕大钧的二哥吕大防都劝他修改乡约为家仪，以迎合时俗，以免结党之讥。不过，即使后世乡约由完全自发自治转为官督民办，由于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的特点，政府对乡约主要起监察作用，其实参与的限度很低。

乡约的协商特质

中华文明注重社会和谐，以和为贵，主张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睦相处才能和谐发展，所以注重合作、合一，反对对抗、分立，是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时的重要原则。和平宽厚要以对方为重，对他人有关怀顾念之情。和谐的文化精神表现在政治实践中，必然要求照顾到各个方面的整体和谐，解决争端的方式，是平等协商而非激烈对抗。争讼有违和谐，向为传统价值所不取。乡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和乡党、息争讼。通过推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促进社会和谐，特别是地方的民事争端，一般都能通过协商解决，所谓“和处事情以息争讼”。

乡约也是一个平等的议事机构，有专门的议事场所。约众按期聚会，举行乡饮酒礼。乡饮既是增进友睦、加强认同的仪式，也是一种议事机构。公议的主要内容是奖善罚恶，约内的公共事务也在会上提出，众人平等协商，寻求解决。如《吕氏乡约》规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就是说由同约之人民主协商，决定乡约条文的变更。再如《南赣乡约》规定，同约中人遇到危疑难办的事，约长必须会同约内的人帮他出谋划策，妥善处理。遇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也是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来协商解决。《吕氏乡约》中协商处理的主要是教化、救济和公共治理等事务，明代乡约更为细化，加入了更多需要公议的内容。除了刑事等重要事项必须报呈官府外，通过平等协商，一般事务都能在约内得到妥善解决。

阳明学者的乡里实践

明代江西阳明学者的乡里实践，与现代意义的协商民主最为接近。作为典型案例，值得特别加以介绍。阳明学者所行乡约，大致依照阳明《南赣乡约》官督民办的方式实行。官员和士人之间建立共识是乡约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而阳明学正是他们的共同服膺的学术和价值理念。于是官员可以让士人放手去做，士人则有持续的热情投入乡里事务而不至于人去政息。

江右阳明学者邹东廓、罗念庵等人领导的乡里实践最为典型。推行乡约的儒者既上书为民请命，又能与地方家族协商合作。他们既代表各乡里的利益与诉求，又能够从儒家“万物一体”的立场出发，突破阶层、集团的局部利益。在赋役丈量、清除虚丁这类牵涉广泛复杂、处理异常棘手的社会事务上，以辩理的方式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协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避免了此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情况，所以丈量结束后“小民欢若更生”。这种基层的政治实践，已经具备现代意义协商民主的雏形。在杨开道看来，如果不是明末起义与清军入关，只要“少假时日，整个乡治或者可以立定基础，成为中国民治张本”。至少就阳明学者的乡里实践而言，杨开道的乐观设想并非无据。

传统乡约的局限

我们也必须承认，乡约中自由、协商、民主、自治等精神仅仅是萌芽，而且在后世的发展中也有所蜕变、衰歇。正如杨开道所指出：“乡约效力或者因为官府的提倡可以增加，乡约精神也许因为官府的提倡愈加丧失，所以官府提倡并不是乡约之福。”如明代吕坤将乡约与保甲合一，借助皇权专制的政治力量来推行乡约。乡约的自由精神与保甲的严密组织圆凿方枘，勉强绾合二者，则势必牺牲乡约的自由精神。于是“乡约因合于保甲而施行愈广，乡约因合于保甲而地位愈低，神圣民权的表示，成了卑污政治的工具”。特别是到了清代，乡约与宣讲圣谕紧密结合，沾染了浓厚的皇权专制色彩，沦为一套僵化的宣讲制度。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乡约也对专制制度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例如，正是乡约重视道德教化的精神，才使保甲严苛的控制有所缓和。因此，乡约虽与现代协商民主有契合之处，但既非完全的协商，亦非现代意义的民主。在重视乡约优秀成分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其历史局限性。

挖掘乡约制度与协商民主相契合的理论和历史资源，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弘扬乡约的精华，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社会和谐。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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