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展示乡村治理“试验田”的示范效应——新时代广西“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报告

 

    城乡参考网广西11月22日电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为落实这一精神，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广西民族大学牵头，由广西民族大学校长谢尚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广西民族大学杰出人才引进宋才发教授带队的调研组，分别于2019年1月赴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7月赴河池市南丹县、宜州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以及玉林市玉州区、博白县、兴业县等，就广西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情况展开调研。调查工作深入扎实，调研报告细致翔实，引起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11月15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世勇同志，对调研报告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将该“研究报告”印送给自治区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一、广西“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凸显“试验田”的示范效应

       （一）各地探索村民自治的新模式，为推进治理重心下移提供“广西经验”

       1.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管理水平。这主要体现在：（1）严格实行民主选举，充分保障群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2）严格实行民主决策，推行社区党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联系会议、议事协商、村民议事会议制度；（3）推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引导城乡居民依法参与社区事务、财务和公益事业等方面的管理；（4）严格实行民主监督，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重点履行对村务、财务管理等情况的民主监督职能。

       2.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通过制定村规民约、企业行规、集体协商等方式，形成了一套有广西特色的基层自治模式。坚持群众的“权”由群众使，群众的“事”由群众办，群众的“利”由群众享。在农村事务管理中，基层党委政府把握方向，引进项目资金，提供技术指导，不插手村级具体事务，把依法决策权、资金合法使用权、农村事务管理权下放给群众。群众的集体收入全部由村委依法安排，群众的财政奖补资金全部按时足额发放，扶贫项目资金全部用到群众身上，群众可以组织实施的项目，全部放手让群众来干。

       3.村民自治效果显著。广西宜州合寨村是村民自治的发源地，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各地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开展屯级公共事务民主管理，在自然屯先后成立屯级党群理事会，进一步探索和拓展村民自治的新内涵，在屯级事务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改善村屯人居环境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二）各地不断夯实乡村法治成果，平安乡村建设成绩斐然

       1.法治宣传与法治文化建设相得益彰。通过有民族特色的法治宣传活动，打造民族法治文化，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法治理念和正确维权思维。譬如，三江县充分利用传统民族节日，通过侗戏、讲款、侗族大歌、芦笙踩堂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让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行为更接地气。并且形成了“多耶普法”、“侗戏普法”等一批独具民族特色和影响力的法治宣传活动品牌。

       2.乡村法治服务水平不断提升。（1）一村一法律顾问全面实行。依法化解村民矛盾纠纷，提高乡村法律服务水平，彻底打通基层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2）推行巡回公证办公制度，保障贫困群体在脱贫过程中的产权公证等相关需要得到及时满足，对于行动确实不便的贫困户，为其积极提供上门办证服务。（3）简化优化法律援助申请程序，提高审查效率，缩短扶贫对象从申请到获得法律援助期间等待时间，保障援助及时送达。

       3.乡村扫黑除恶成效突出。（1）围绕依法严惩，加强摸底排查，突出对重点人员和领域的管理。加强对重点人群、校园周边和重点项目进行细致排查，加大对矛盾纠纷、信访问题、重要重点群体、重要重点人员进行全方位排查，建立台账管理，做到不漏一人一户。（2）营造全民扫黑除恶浓厚氛围。组建扫黑除恶宣传队，进屯入户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开展扫黑除恶暨禁毒宣传、反邪教“进农村”“进家庭”“进企业”等活动，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

       （三）各地传承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德治助力乡村振兴平稳推进

       1.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不断完善。（1）积极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譬如，龙胜县把“代表性非遗项目”请进校园，每周安排一个下午时间学习1—2种“非遗”项目，如侗族芦笙舞、刺绣等，让“非遗”传承真正进入学生的心里，实现文化传承和知识学习双赢。（2）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活力。各地都在挖掘民族文化遗产潜力，通过与民族旅游相结合，开发利用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特色民俗旅游活动。

       2.垂范乡里的文化贤人成为乡风文明的推动者。（1）选树乡贤模范、广泛宣传，引导乡贤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者，不断扩大“当代乡贤”的影响力，让“当代乡贤”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引路人。（2）鼓励、支持乡贤配合村“两委”牵头整治陈规陋俗。引导乡贤针对封建迷信、赌博吸毒等不良风俗，组织成立红白理事会、戒赌会、戒毒会，倡导移风易俗。（3）引导乡贤参与制定村规民约和乡村治理。鼓励乡贤参与修改、完善村规民约，用嘉言懿行规约乡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文明传承。

       3.“民族习惯法”辅助法律规范适用乡村治理实践。民族习惯法是构建乡村多元化纠结解决机制的关键因素，许多习惯法都发挥着调解社会矛盾的作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乡村里的纠纷也在不断增加，缓解这些矛盾纠纷不仅需要司法系统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审判效率，也需要推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通过习惯法的运用，可以化解大部分乡村社会矛盾，避免了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

二、广西“三治结合”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乡村自治力度和能力仍需不断改革与加强

       1.探索回归在自然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农村乡村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表明，在法定“行政村”与传统“自然村”两种基本单元之间，由于自治单元与产权单元发生错位，农民群众与行政村的其他自然村、其他村落农民的利益相关性不断减弱。“行政村”与传统“自然村”之间相互脱节，村委会原本应当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功能，结果异化成为一个半行政化、机关化的机构，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基层政府迫切需要厘清村委会与政府之间的法定关系，减轻村委会不应有的行政负担，激发和增强乡村有效治理、乡村振兴的领导能力和内生动力。

       2.基层社会组织治理作用发挥缺位。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有些基层政府从“全能主义”的认知理念出发，不仅把“村民委员会”视为政府机构和职能的延伸，而且把基层社会组织当作政府的“附属物”，损害了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独特作用的发挥。随着“以人为本”城镇化在民族地区的快速推进，农村青年有的到城镇安家落户，多数结伴到城市“打工”做劳务，农村的“空心村”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村的村干部有的缺乏“政治热情”，有的嫌国家给予的经济“待遇太低”，“不想干”“不愿干”的人越来越多。

       3.需要探索治理重心下移的新路径。以自然村为自然单元的“村民委员会”，既是农民群众自主解决单家独户无法解决的基本公共问题的“最小单元”，也是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并达成共识的“最大单元”，还是共同处理自然村范围内公共事务的组织形式。2019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和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在中央一系列文件的指导下，尽管探索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的步伐不断加快，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4.乡村组织及公共权力被异化和弱化。随着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青年农民进城定居或进城务工的人数急剧上升，在农村留守的老少妇弱群体，既缺乏内生秩序的能力和动力，也缺乏民主参与意识，习惯于“听天由命”的服从，致使村委会的权力无限膨胀扩大。有些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居然不代表村民的意志，村级组织公共权力异化为某些村干部个人的私权，“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官自治”，甚至成为村少数干部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极少数村干部给乡村治理法治化设置障碍。

       （二）乡村法治环境和法治体系亟待完善

       1.乡村扫黑除恶依然严峻。一些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操纵和经营“黄赌毒”。这些黑恶势力严重侵蚀了基层政权，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形象，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清除“村霸”势力，是振兴乡村战略必须要面对艰巨任务。

       2.乡村治理法治人才匮乏。（1）律师资源匮乏。基层法律工作者少，一村一顾问施行效果参差不齐。在法治宣传、法律援助和法律顾问工作中人手和经费严重不足。（2）司法行政机关人员编制不到位，社区矫正工作推进难。（3）公证员队伍缺编严重。具备同等条件的人才通常优先考虑工资、基本生活条件更为良好的市区，真正愿意留在基层工作的人员少之又少。（4）法治服务队伍断层现象严重。

       3.乡村法律服务站点建设滞后。（1）覆盖乡镇的公共法律服务综合平台尚未建立。民族地区的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通常较为分散，加之缺乏有效的整合调度，难以形成合力进行公共法律服务。但仍存在调解量大、供给不足、超负荷运转的困境。（2）缺乏贴近基层的公共法律服务便民站。乡镇司法所基本上都是“人少事多”，多数司法所办公场地较小，甚至与村委会的办公场所相重合，面对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难以应对。（3）缺乏统一的公共法律服务网上平台。大多数乡村未建立统一的法律服务网上平台，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法律服务”的新模式。

       4.基层矛盾解决机制亟待完善。（1）基层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有待加强。对容易酿成大事端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缺乏防范于未然的见微知著之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不强。（2）乡村社会组织间职能冲突。广西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如侗族的“寨佬”、“老人协会”。这种组织之间缺乏对管辖事务权限的划分，时常出现管辖冲突，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3）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没形成。广西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必须寻找国家法与习惯法之前的协同路径，建立良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乡村文化自觉和德治引领功能有待提升

       1.民族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动力不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活态”传承，并不是要一味地因循守旧、一成不变地保持古老原型，它需要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适应性，始终保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一些精湛的民族传统技艺，呈现出生产方式落后、适用面狭窄的弊端，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加剧传承中坚力量丧失，网络等新生活媒体逐渐占据群众业余生活领域，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

       2.乡村德治功能突显不够。乡村治理是一个充满德性与文明的过程，乡村治理中法治和德治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地方政府必须在系统梳理、修改完善有关乡村治理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同时，悉心指导乡村组织和民众修订村规民约，妥善处理“农村软法”与“国家硬律”之间的关系。在培育良好村风民风、改革乡村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德治能够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特别是在保障村民利益、体现村民意志、激发乡村活力诸多方面发挥作用。

       3.民族习惯法与时俱进欠缺。乡村居民法律意识还不够，解决问题的法律思维还没有形成，处理问题的方式大多还停留在依靠宗族、村规民约上，主动寻求法律防范、法律维权的不多。譬如，侗族的“侗款”源于联姻制度，从侗族村民之间的联姻扩大到部落之间，形成于唐代，宋朝时发展鼎盛，明清时期逐渐走向衰落。当下旧“侗款”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很多内容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很多村规民约都是由以往的“侗款”演变而来，与国家制定法时有冲突。

       4.乡贤文化功能亟待发挥。思想认识不足制约了乡贤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个别地方群体对乡贤文化建设的认识偏差仍然存在，少数党员干部对乡贤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错误地认为乡贤文化建设是“虚的”，部分群众不能正确对待乡贤及乡贤文化存在的价值。政策机制不完善成为制约乡贤文化建设的瓶颈，不少地方没有建立起激励乡贤回乡建设、乡贤文化发展相应的政策和机制，不能很好地调动乡贤积极性，乡贤文化作用发挥不出来。传统的说教式、讲解式仍然占主导地位，难于有效地吸引人、教育人和引领人。

       （四）“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尚不成熟

       进入新时代以来，广西各地社会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少数民族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激发自治活力；如何推进农村移风易俗进程，依法打击各类犯罪，保障民众合法权利，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规民俗；如何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解决乡村治理中社会秩序管理、土地利益分配、财政资源使用、乡村空心化和萧条化等难题，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体系，迫切需要完善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做支撑。

三、完善广西“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

（一）不断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

       1.坚持和完善乡村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农村落地生根的结果，也是法律赋予乡村治理的主要制度安排。在乡村治理实践进程中，要致力于形成既符合国情实际和广西实际，又能够体现时代特征、充满活力和规范有序的乡村自治机制，努力实现“村事村议、村事村管、村事村办”，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和各类社会团体的治理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出发，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乡村善治之路，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的陈旧模式，为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提供均等机会和制度保障。只有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真正做到乡村振兴为了农民、乡村振兴成果由农民共享，才能够汇聚乡村的强大合力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

       2.牢固确立乡村社会治理的新方向。新时代的村民自治需要谋划新的发展空间，给“村民自治”予以重新定位。应当及时考虑把村民自治体系由原来的“村民自治”，有计划、有目标的逐渐转向农村“社区自治”，将正在进行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变为“农村社区治理”，良好的基层社区治理是良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有效的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活动，是由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企业和社区居民等主体共同完成的。意味着必须通过政府和农村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创新，尤其是通过推进“振兴乡村战略规划”的实施，形成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新的政策导向、谋划新的发展空间，既让更多的农民群众获得行使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也让包括“户籍农民”和“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农村社区”居民，获得更多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积极成果，以及由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发展红利。

       3.凸显社会组织在基层自治中的作用。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上，应当打破原来那套“自上而下”的线型治理模式，依法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职能作用，把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更多的让渡给市场，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网状治理”模式当中来，充分释放基层社会治理“微主体”的“大能量”作用。要依法对服务农村基层的各类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服务行业等社会组织予以激励和赋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放心地开展社区服务工作。针对民族地区农村精英流失严重的实际情况，可在措施上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力度，由政府担负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责任；从政策上进一步加强对贫困群体的帮扶力度，增强民族地区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把改善民生同完善乡村人才激励机制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4.实现“多元共治”的乡村自治模式。相对于传统治理与高度集权的“统治型”治理趋同，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应当更多的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致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治理”模式。在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由于存在社会治理组织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干预”和“控制”，实质上阻碍了社会治理组织功能的释放，致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发挥的积极作用极其有限。反应在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养老、公共卫生方面，当下主要靠政府部门孤军作战、单一发挥作用，很难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増长的社会公共需求。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根本路径，在于“权力”与“权利”相互之间的均衡协作和有序互动，基层政府自觉做到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建设廉洁政府、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

（二）不断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

       1.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乡村治理应当以常识常态为基准，遵循制度约束和法律约束，促进乡村治理逐渐形成成熟定型的格局。要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化，就要在“不违背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发挥法治与德治的规范作用，着力调动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地方立法成为国家立法的必要补充，体现和突出村民自治的地方特色。尤其要加快自治条例和相关单行条例制定的进程，强化民族地区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内容的理解和认同感，增强民族地区农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有立法权的地方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立、改、废”三个方面协同推进，及时出台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尽快形成以“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先行”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2.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的服务体系。（1）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法律规范的顶层设计。出台保障和规制基层政府公共服体系的法律规范，依法促进和督促基层政府的一切工作，始终坚持以农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建立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责任清单制度，为农民群众提供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和可持续的基本服务。（2）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政策法规建设。地方立法机关要在督促公共文化保障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发展规划（2017—2020年）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技术指南等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基层政府如何落实保障民生、服务民众的制度规范，注重从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层面保障相关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3）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观念上消除“恩赐”的思想意识，加快政府“放管服”体制机制改革，推行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推广“互联网+政府服务”供给模式，对服务质量的评价引入“第三方评估”体系。要在着力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同时，加快农村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步伐，研究制定适合农村社区治理实际的相关行政法规。

       3.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常态化。（1）建立法律责任清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办事。民族地区要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实际，强化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建设，建立政府法律责任清单，加强对法律法规的适用和执行力度，严格要求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办事。（2）加强法律监督，依法行使自治权。“民族问题无小事”，老百姓的事儿就是人民政府和国家权力机关天大的事。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归根到底都同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缓解农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关键在于政府把治理框架搭建好、条件配置好、环境建设好，实现农村社会治理常态化，引导和鼓励利益群体、社会组织参与到治理的实践中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治理成果。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才能够营造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秩序的良好氛围。 

（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

       1.发挥德治在乡村事务治理中的价值引领、教化世人、约束与调解作用。（1）地方在系统梳理、修改完善有关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同时，悉心指导乡村组织和民众修订村规民约，妥善处理“农村软法”与“国家硬律”之间的关系。在培育良好村风民风、加强和改良乡村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德治能够发挥基础性的作用。（2）道德与法律互为表里、相互渗透，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坚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推动乡村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应当挖掘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礼治”思想、村规民乐、家教家风、民族习惯法等。（3）民族地区历史、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民族基础。社会治理的法治理念、思维方式，必须适应和适合当地民族文化环境；社会治理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必须符合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参与治理的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尊重民族习惯法等。

       2.积极构建乡村社会诚信体系。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广西作为民族自治地区，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中的主导作用。要抓紧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社会诚信系统，完善守法诚信的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要通过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对失信行为进行经济制裁、行政处罚和司法惩处，让失信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让道德败坏者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始终做到在诚信创建过程中赏罚分明，使所有社会成员不敢失信、不能失信。文化自信是社会诚信体系构建的坚实基础，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为社会诚信提供智慧和道义支撑，它具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功能作用。民族地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都应当自觉地坚持以文化自信促进社会诚信，以社会诚信促进社会互信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从整体上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实力。

       3.把乡村德治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基层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理念、社会价值追求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建立以规立德、以文养德、以评弘德的德治建设体系，把德治抽象宽泛的概念、崇高理想追求，具体地落实到人们细微末节的行动当中去。当下迫切需要从保护、传承和整合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角度，进一步推动公民道德工程建设，推动农村社区德治的良性发展，达到和实现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目的。要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和挖掘优秀要素与资源，实现乡村道德教化、构建乡村本体性价值观念；引导和发挥乡贤、寨老等民间力量，在实现乡村道德教化、强化道德约束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重视少数民族习惯法、乡规民约、传统节庆活动，发挥其在改善乡村人际关系、增进乡村内聚力、规范基层社会秩序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达到减轻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成本、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目的。

（四）构建新时代广西“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1.依法推动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重心下移具体体现在村民自治的实践，正在有计划、有目标的由“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村民是村民自治的关键主体；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重点，开始由“乡镇与村庄关系”向“行政村与自然村关系”转变。与此相适应的是农村基层政权，也开始由过去的“汲取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变，预示着基层政府为村民自治的新发展释放空间；国家政权开始有计划的下沉基本功能设置，在本质上反映了基层政权组织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制度博弈，这是乡村治理实践的一个伟大的和根本性的变革。在治理重心向下转移的过程中，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把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同基层党组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好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这是确保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并取得预期成效的基本前提。

       2.创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广西处于祖国西南边陲地区，地理条件、气候环境处于劣势，交通闭塞、生态环境脆弱，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也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困扰。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过程中，一定要强化基层政府对农村综合治理的主导作用，深化村组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村民代表会议为核心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将村务决策权放宽到村民代表会议上，继续扩大基层民主建设中的群众自主权利，促使村民代表会议成为基层村民自治的决策平台。譬如，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建设，通过推进乡村治理智能化，发挥大数据治理、“互联网+乡村治理”等新模式，就可以释放现代科学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作用，优化治理技术工具，把制度优势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促进现代技术在乡村治理的各个领域深度应用，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推进乡村事务治理“三治”有机整合。广西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应当积极借鉴“枫桥经验”在乡村治理中的运作机制及实践，结合广西实际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三治”整合体系。以乡村自治为基础，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根本性举措。以乡村法治作为核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必须以乡村法治作保障。在民族地区乡村除了国家和地方颁布的正式法律、法规，还存在大量的村规民约、民族风俗、民族习惯法等非正式社会规范，这些非正式社会规范在乡村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予以重视。以乡村德治为支撑，为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情感支撑。在乡村治理中融入德治，能够为乡村自治和法治赢得情感支持、提供重要支撑，使乡村治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成果执笔人：谢尚果、宋才发、马训祥、彭振；调研组成员:谢尚果、宋才发、马训祥、彭振、覃晚萍、蒋鸣湄、王颖慧、黄捷、秦莉佳、许威、兰晓峰、夏桂霞、孙鲁毅、李晓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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