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华历史学博士，200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兴趣在晚清以来的社会与文化。现为深圳行政学院副教授。著有《百年家族——林徽因》《留学旧踪》《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中国留学教育通史晚清卷》《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等。
重写的种子与契机
书乡：读这本《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的确能感受到其中所交织的“书写技巧、历史技艺、文化情怀的三重奏”。您从准备写作到完成大概用了多久？
陈新华：我开始动笔大概是在2012年，完成是在2016年的夏天，不过，这本书的初样完成以后，我并没有急着马上交付出版社，后来因为见到一些自己从前没注意到的资料，或者因为某种阅读启发了新的灵感，又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增删和修改。如果以终稿的结束时间为终点，加起来其实是七年。对我来说，它是一种非典型的写作，没有任何功利的考量、考核的压力，单纯就只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这让我拥有了一种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从容。
书乡：您在后记里说，“我竟然因为漫长而完成了它”，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陈新华：七年的时间，对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一个不能算短的人生时段。写作过程中有紧张、兴奋、孤独、倦怠，中间一度有失去技巧的慌张，甚至失去状态的低潮，能不能坚持到底的犹疑……当然，也有找回灵感和活力的高潮。各种心情，我想我都经历过。写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比赛，没有名次，死磕下来，就赢了，中途放弃，就输了。
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把自己交付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交付在一个时代的长卷里，既抽身在旁远远打量，也上前端详仔细体会，如此，漫长而不觉其长，只有个体在大历史里似曾相识的命运之叹，以及逝者如斯夫的永恒的无常之感。我到现在都记得完稿是在一个大台风的夜里，晚上十点钟，伴着夜色中的风雨交加，敲出最后一个字，那一瞬间的感受，真是悲欣交集，一个时代的风雨似乎都到眼前来。这才是我后记里面所说的，“我竟然因为漫长而完成了它”的最真实的意味。
书乡：会选择重写一遍林徽因传记，想必首先是在前作中留下了一些遗憾。
陈新华：当年那本《百年家族——林徽因》对我而言是珍贵的记忆，但与此同时，它的青涩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其实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匆忙地交了一个历史系学生的传记作业，每一步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一个人年表一样的一生——那不是真实的人生。因此，从交稿的那天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份遗憾。后来，我收到了一封读者的来信，认认真真，并且非常恳切地告诉我他读后的所思所想。我立刻就想到林徽因的那句话：“我们的作品，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我的读者，显然是有共鸣，但意犹未尽，因此不吐不快的。那一刻我清清楚楚看到，我的遗憾，显然不是我一个人的遗憾，这就为我的重写埋下了种子。
当然，我自己是个懒散的人，最后让我下定决心的契机，是因为我尊敬的读书界前辈、《梁启超传》的作者解玺璋老师看到了我的书，并向他的出版人，当时在磨铁图书工作的冯俊文先生做了推荐。碰巧冯俊文先生又是一个锲而不舍的约稿人，他始终以极大的耐心和信心等着我完稿。我其实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完全陌生的作者付出这么多的热情而不怕被辜负。也许，这就是文字神奇的地方，它是一种比爱情毫不逊色的，能催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的因缘。
她的双手烤着艺术之火取暖
书乡：这本书也给了我重新认识林徽因的机会，主要是在她的性格方面。她的健谈、她的好胜，还有她的幽默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结合她庶出的身世，陈学勇以《红楼梦》里的探春来比拟她，我倒觉得她像林黛玉和贾探春的结合体，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
陈新华：不管是林徽因庶出的身份，还是她在大家庭中的位置，她处理父母之间的关系，处理自己的母亲和林长民另一个姨太太之间的关系，小小年纪当家，打理一个大家庭的饮食起居，那一份干练和早熟，是和探春相仿佛的。所以，和陈先生一样，我在书里也有同样的比拟。
但脱离了林家的环境，我自己以为，林徽因其实是简单、纯粹，真实地感受世界，又拥有强悍的生命力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黛玉和探春的结合体的说法也未尝不可。
说林徽因拥有强悍的生命力自然不是指身体的健康，她实际上拥有的是一个林黛玉的身体。她强悍的生命力在于，即便是这样的健康状况，她仍然始终充满生命的活力，充满人生的意义感。我自己特别喜欢杨绛翻译的一首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我自己认为，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个在自然和艺术里存活的人，她的一生，一直在执着地追求艺术和美，这是她的生命动力，哪怕困窘到一贫如洗，病痛缠身，但只要烤着人文和艺术之火，她就可以取暖，可以坚持。一个最好的例子是，1945年她到重庆就医，美国的胸外科专家判断她最多可以活五年，林徽因实际上是1955年去世，这期间她完成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创系的繁杂的工作，完成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研究并且抢救传统的景泰蓝工艺，最终比医生的预言整整多活了五年的时间，实际上，她是以病弱的身体活出了生命的奇迹。但对林徽因来说，这样的生命姿态，也意味着，艺术之火一旦萎灭，生命的动力便也随之消失。可以看到的是，1955年伴随着国内对古建筑的拆除，对大屋顶的批判，林徽因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书乡：考虑到传记写作者经常容易被传主影响，会对传主产生感情和敬意，您是怎么平衡这个问题的？人们在评论林徽因时，也有时会稍微提到她在文学上产量不丰，建筑研究又多从属于梁思成等。
陈新华：今天回顾林徽因，的确会有很多人说，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成就是以梁思成为主的，文学上的创作又不够丰厚。诚然，作为新旧之间的女性知识分子，林徽因要平衡事业和家庭，并且一生多病，饱经动荡，种种因素综合，使得她的才干没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但是，我想，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追怀林徽因。首先，从事业上而言，林徽因是梁思成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和灵感来源，他们在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是互相支撑，互为一体的，没有林徽因，很难想象有身为大匠的梁思成的存在，我们不能仅只依据纸面的署名而轻易判断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贡献。其次，在文学创作领域，林徽因一直是以“业余兴趣”自居，创作数量并不够丰厚，这种述而不作，是一种遗憾。但她对文学的推动我想也不仅仅是在于自己的写作，还在于她甘于为人作嫁裳的热情和付出。
总而言之，从建筑学到文学，林徽因在不同程度上，不约而同都成了某种意义的隐身在幕后的人。这一点，是大众不容易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台前的成就。北大的陈平原先生说过，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值得追怀，不全是取决于事业，更多是性情，这句话我很赞同。对于大众而言，他们的学问，我们不一定能有多少了解，所知道的，往往是这些知识人的性情、操守、追求。他们也是因为这些东西，成为挺立在乱世里的一座座丰碑。
真实的人性必然光影交叠
书乡：您与传主同样为女性，我其实能感觉到传记文字中的那份理解与共情。对照林徽因以及书里其他女子的人生经历，对今日的女性又有什么启发？
陈新华：林徽因的宝贵之处在于，她拥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心里有真正的平等，虽然也困惑于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但总体来说，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情爱的方寸天地里，当然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价值依附于任何人的身上，而是一直执着地追求自我的实现，执着于探寻人生的意义。
不仅仅是林徽因，她的同时代的女性，包括凌叔华、冰心甚至陆小曼、张幼仪，虽然各自有不同的经历，其实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走向独立的人生的过程。张幼仪离开了徐志摩，虽然痛楚，但时过境迁，也意识到若不是离婚，她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成长。
在我看来，林徽因和她身边的女性对我们最大的启发，仍然是这种精神上的独立和平等。这种平等和独立，不是以摒弃女性身份，模糊性别界限，加剧男女对立为前提，不是激越的性别分离主义，不是革命的姿态，而在于内心的自洽，既能充分自我认同，也能以自己的特质实现独立的人生价值。
书乡：林徽因的为人和文艺观，核心是“真”。“真实”诚然是具备力量的，但它也有灰色的部分，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些艺术家性格中与作品里的“真”呢？
陈新华：“真实”是我的写作宗旨，也是我在这本书里反复强调的，我认为是林徽因最大的特质。我一直以为，所谓“真善美”，之所以把“真”放在前面，不是因为“真”必然会产生“善”和“美”，而是因为，失去了“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善”和“美”。
林徽因的真实，反映在她的文艺观上，就是她的创作理念，是将“永恒的人心”高悬在文学之上，执着于还原人性的真实。
真实的人性是什么样子？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北大哲学系的程乐松老师写了一篇文章讲他自己在疫情下的省思，文章最后说，“我们既不是活在理性与秩序的清朗之中，也不是在无序与混乱的永夜之内，而是在清朗与晦暗的交界处，让黄昏永续。”他是基于对疫情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观察者的学术的反思，但这句话放在这里似乎也适用，真实的人性，必然不是一派的光明，必然是光影交叠、明暗结合的，如同张中行所说的“幽微”，这才是人性的真相，幽微处的熹微之光，才是人性的动人之处。见不到人性的灰色地带，见不到人性的幽微之处，一味地神化，或者妖魔化，我想，往往是造成历史悲剧的最大的原因。
书乡：您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写作状态如何？
陈新华：疫情期间，我是操心孩子上网课的妈妈，也是忧心疫情的观察者。刚开始完全不能平静下来，每天的情绪都是大起大落，时常被一种无力感淹没。再往后，尝试慢慢让自己镇定，忙碌家务，少看手机，尽量阅读，前段时间重新读福柯，他关于知识和权力，规训与惩罚的论述，在疫情中读来格外有感触。
权力与知识是不可分离的，任何一种权力关系都会造就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反过来又会扩大和强化这种权力的效应。面对疫情，缺乏专业知识的外行常常很难有清楚的判断，谣言也因此而产生。
近期暂时没有大部头的写作计划，希望能借写作，备课，让自己平静下来。如果有可能，把自己近期的许多想法，放在课堂里、文章里。（曾子芊）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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