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与基础。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城乡文化的对立与冲突,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和乡村精神的边缘化。树立城乡文化包容性发展理念,构建城乡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秩序,实现城乡文化的有效互哺,是乡村振兴视域下重塑新型城乡文化关系,进而实现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时代选择。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城乡关系;城市文明;城乡文化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拥有独特个性的乡村文化,始终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具多样性的文化资源[1],是与城市文化具有鲜明差别的文化形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既指明了城乡关系发展的方向,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强劲的外源性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重塑城乡文化关系提出新要求
在深刻把握城乡关系变化新特征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即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并发布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该规划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发展将处于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重塑城乡关系,而城乡文化关系是城乡二元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乡村空心化的形势下,城乡文化关系的对立和冲突日渐加剧,延续乡村文化脉络、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的任务艰巨,乡村的多元文化功能和独特精神价值需要进一步发掘和拓展。乡村振兴必须通盘考虑城市和乡村发展,统筹谋划乡村文化振兴中的生态格局和要素流动,形成田园乡村与现代城镇交相辉映的城乡文化发展形态。
二、困境与挑战:乡村文化的空心化与乡村精神的边缘化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造成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并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的文化断层、价值危机和秩序失衡,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自我认同与城乡融合的文化基础。
(一)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城市化导致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
乡村空心化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而衍生的村落“空巢化”、住宅“空心化”等一系列现象的统称。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人口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下流动频繁,大批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作为乡村中坚力量的青壮年和新生代农民向城镇迁徙和转移。原有的城乡二元格局被打破,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出现松动,整个乡土中国弥漫着一股“走向城市”的心理冲动[2]。 大批乡村文化精英远离乡村,选择了对乡土的整体性逃离。对于塑造乡村文化秩序而言,本应肩负乡村文化振兴重任的他们,却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直接导致了村落“空巢化”和乡村文化的“空心化”。[3]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特征逐渐削弱,现代化的楼房建筑取代了传统民居,传统村落大量消失,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现存不到5000个。[4]不仅如此,农业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全国50岁以上的农业人口比重已超过40%,江苏等发达省份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平均年龄为58.6岁。[5]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的传统文化景观和社会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乡村社会部分出现了文化景观破碎化与“文化孤岛”现象。城市文化破坏了原有的乡村文化生态,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文化代际传承出现断裂,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进入消失、共融或变异的转型期。[6]农民原有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甚至语言习惯都在悄然变化,城市文化的高雅艺术难以在乡村土壤落地生根,而其中的浅薄和低俗文化却不断冲击着乡土社会淳朴、敦厚的文化根基。留守农民不再信奉诞生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普遍出现了集体性身份焦虑。乡村滋养的淳朴乡风每况愈下,传统“重义轻利”的乡村道德观念被侵蚀淡化,封建迷信、盲目信教等低俗文化逐渐成为乡村文化的新常态。民俗节庆流于形式,农耕技艺被抛弃,传统民间文化面临断代的风险,从而出现了乡村文化的“真空”状态。
(二)城市文明消极因素冲击造成了乡村精神的边缘化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文明的扩张,客观上瓦解了乡村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城乡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现代工业文明在带来物质富足的同时打破了乡村文化的封闭性,传统村庄的内生结构、乡村原有的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被打破。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合并、民工进城、民居拆迁等行为,促使在乡和进城农民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加速转变。人口的频繁流动和迁徙,动摇了乡村社会熟人交往的文化基础,也从根本上削弱了乡村原有的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标准。“离土又离乡”的社会流动,日益消融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土地的情感认同,以及对农村和农业文明的文化认同。[7]而城市文明中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意识,不断消蚀着乡村精神,弱化了乡村文化的内生秩序。现代城市文明带来的多元道德观念,冲击着乡村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农民因此陷入了乡村传统价值观念与城市多元道德规范尖锐冲突的两难境地。城乡多元价值的冲突和碰撞,使得乡村生活乃至都市乡民失去了明确的文化归属,从而削弱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并因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值迷失、文化断层和认同危机。是非、荣辱和善恶的判断标准变得模糊,乡村社会陷入紊乱无序状态的风险迅速上升,被日渐边缘化的乡村精神甚至有进一步“断裂”的趋势。
当前农村尤其是在部分发达地区,尊老爱幼、诚信和睦、谦恭礼让等传统礼治秩序,受到享乐主义、利益至上、消费主义等城市文明消极伦理的冲击。过度追逐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宽容忍让、俭朴谦良、诚实守信等传统民风不断退化。乡村人际关系日益功利化,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人文精神逐渐解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秩序紊乱。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城市不良文化,强势解构着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和村民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留守农民还是进城农民工,都因此失去了乡村文明的情感寄托和乡村振兴的文化自觉。一些村庄“形虽在、神已散”,红白喜事盲目攀比,低俗文艺表演大行其道,“黄赌毒”等丑恶现象蔓延,甚至在个别乡村出现邪教组织势力重新抬头现象。
(三)城乡一体化格局中乡村文化的弱势化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导致了城乡国民待遇严重不对等。在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背景下,城乡关系由原来的彼此割裂与隔离,演变为相互碰撞与对立,城市文化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标杆,乡村文化则被视为落后、愚昧的象征而被边缘化。[8]城乡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已不限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而是不断延伸为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新二元结构,不仅造成了城乡不同环境的文化隔离,而且造成了城市社会的城乡文化冲突。城市人口流动频繁,血缘宗族的观念淡漠,民主和独立意识强烈。而乡村交往范围狭窄,更为重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随着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基于特殊的乡村文化背景,在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原有城市市民存在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歧、碰撞以及冲突。[9]城乡文化歧视、文化偏见及文化失衡等,对城乡文化和谐共生造成了消极和负面的影响。[10]
由于长期存在的“城市先进”“乡村落后”认识误区,乡村文化的存在价值被普遍忽视。[11]城市文化在社会文化发展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似乎仅仅是对城市文化的简单“移植”与“复制”。相比之下,乡村文化则是有待改造的非主流文化。这种因“城乡文化距离”而产生的城乡差异,扭曲了乡村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也因此逐渐失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12]因城乡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之争而衍生的“城市主义”情怀,与旨在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乡村振兴战略背道而驰。
三、对策与路径:在城乡文化融合与互哺中重塑新型城乡关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城乡文化共生共融。走出乡村“空心化”导致的文化困境,必须改变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模式,跳出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实现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弥补城市文化的不足,最终实现城乡二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哺。
(一)推动城乡文化和谐共生,构建“和而不同”的精神秩序
城乡二元结构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城市文化与乡村文明共同存在、交互发展的态势也将长期存在。城市和乡村属于一种整体性文化,城乡文化不是相互割裂而是“和而不同”的关系,乡村文化孕育了城市文化,两者相互依存、功能互补。从历史上看,我国城乡文化具有同源性和一致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城乡文化认同的深厚根基。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源泉,中华文明的根与魂不在城市而在乡村。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文明是属于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从宅院村落到农业景观,从农事节气到民间艺术,从祖传家训到乡村礼俗,这些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乡村文化基因,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和内在追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泉,乡村文化的文化价值决定着乡村乃至中华民族的未来。[13]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中,乡村文化成功地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其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并未出现长时期的解体和分裂。在传统农业社会,乡村文化是与庙堂文化相对的文化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它则是与城市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也是城市文明产生的根源与重要补充。作为与数千年农耕文明史相生相伴的文化符号体系,乡村文化是乡村共同体内的精神家园,也是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态系统。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风俗习惯的不同,形成了明显的文化差异和区域礼俗,体现了富有地域特征的历史记忆和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乡村文化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刚柔并济”的坚忍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等,已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城乡文化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和精神源泉。
城市的物质和精神诱惑,不断挑战乡村的农业文明信仰并因此带来深刻的城乡文化冲突,但世世代代生长于乡村的农民,对农业生产方式与乡风民俗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即便是有着丰富城市生活体验的农民,依然对乡土环境充满了无限眷恋,这是农业文明在人类心灵深处留下的本能和无形的教化力量。既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的文化惯性,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坚守。[14]工业文明的最佳载体不是乡村而是城市。发端于300年前欧洲的现代文明,就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城市化为表征的文明。现代工业文明提出的科学、自由、民主等理念,是建立在对农业文明排斥的基础之上的。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走的是城市文化取代乡村文化的两元归一的过程。[15]然而,对于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史的中国而言,城市文化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状态,城市文化自然也不可能取代乡村文化。无法否认的是,产生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乡村文化,存在着与工业社会和城市文明不相适宜的所谓“糟粕”,但如果抛弃城市化的观念不难发现,乡村文化承载着中国文明演进的根脉。乡村文化凝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精髓,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16]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城乡文化不可能采取相同的发展模式,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在保持城乡文化特质差异基础之上的均衡发展,从而形成城乡文化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和谐发展局面。[17]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和发展农耕文明。乡村文化振兴不是简单地抄袭模仿现代城市文明,而是在借鉴城市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对以往乡村文化成果的某种扬弃。在保持乡村文化个性的基础上,重塑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而推动城乡文化的和谐共生。
(二)树立包容性发展理念,促进城乡文化的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指城乡居民对各自文化价值的彼此认可、相互融合与成果共享,进而塑造共同的精神归属与价值观念。价值认同是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内在基础,实现价值认同必须承认城乡文化各自存在的价值及其互补性。从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看,城乡居民拥有共同的传统文化纽带、历史文化身份与现实情感归属。在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下,城乡文化同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与碰撞。乡村文化承载了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的思想价值、思维习惯,其中蕴含着弥足珍贵的文化元素。无论是有形的民风民俗、生活器物,还是无形的生活情趣、处世态度,无不体现出乡村文化淡泊名利、邻里相望等价值观念和秩序精神。而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城市文化,崇尚创造与变革,追求效率与效益。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相比,似乎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在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城乡地域景观逐步同质化,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受到强烈冲击,农民普遍缺乏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属与精神支柱,在对城市文化的机械模仿中沦为了城市文化的附庸,城乡之间形成了新的文化鸿沟。
在推动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应将包容性发展理念作为构建新型城乡文化关系的重要前提。尊重城乡文化的天然差异与价值分歧,赋予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文化充分的发展机会。在处理城乡文化的矛盾问题上坚持成果共享原则,最大限度地找到事关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就是要以包容的精神搭建文化平台,在实现城乡文化的双向互动中推动城乡文化的价值认同。一方面,把乡村特色民俗文化与文明成果向城市居民展示,为城市文化提供鲜活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推动城市文化下乡,使更多农民欣赏与吸纳城市文明成果。此外,城乡文化的价值认同,不仅限于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认同,还包括对外来文化的求同存异,城乡文化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认同,在消除彼此对立、超越彼此差异的同时,开放性地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进而保证城乡文化的多样化存在与共同发展。
(三)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文化的有效互哺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城乡文化关系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重大实践问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带来了城乡结构的新变化,而且极大促进了城市文明的扩展和城乡文化的融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放在了与城市平等的地位上,这种思路的根本性转变,为重塑新型城乡文化关系指明了方向。乡村是与城市并行的发展主体,在保持乡村文化独立性、城乡文化差异化的前提下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城镇化应当是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现代化也应是有根的现代化。城乡文化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要在彼此包容与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形成城乡文化共同体。构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城乡文化共同体,有利于重塑新型城乡文化关系,使城乡居民拥有共同的文化身份、文化归属与文化认同。城乡文化一体化,既不是乡村文化城市化也不是城市文化乡村化,而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扬弃的过程,即相互吸收双方的先进健康文化要素的演进过程。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形式演进的高级形态,但城市化不能以牺牲农耕文明衍生的乡村道德信仰和生活伦理为代价,而是要追求城乡文化的和谐共生与高度包容。城市文化在改变乡村社会愚昧与无知的同时,还承担着改造传统乡村文化负面价值观念的责任,为封闭保守的乡村文化拓展开放性文化空间,培育新的乡村文化个性。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的价值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很多地方在发展实践中提炼的城市精神和乡村文化品牌,对于打破城乡二元分化格局、实现城乡文化认同具有精神纽带作用,进而构成了城乡居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城乡文化具有互哺性特征。城乡文化认同既表现为城市向乡村文化渗透的单向过程,也表现为乡村对城市文化反哺的双向互动。城市文化可以运用现代文明理性,积极改造乡村文化中的负面价值观念,为封闭保守的乡村文化拓展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化可以带着傲慢和偏见去简单粗糙地改造乡村文化。实现城乡二元文化的和谐共生,需要建立起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哺机制。乡村文化在接受城市文化积极影响的同时,本身也对城市文化进行着“反哺”,乡村文化中蕴含的民间智慧、淳朴民俗等,都与城市文化形成强烈的互补。乡村文化不应简单沦为城市文化的附庸,而要在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保持乡土特色、凸显文化个性,用乡村优秀文化品格去影响城市文化的浮躁、功利与世故。[18]通过挖掘反映乡村地域风貌、民族风情、乡土礼俗的特色文化资源,对城市文化完成“润物细无声”的感染与熏陶。进城农民在接受城市现代价值观念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改造城市文化,不断拓展城乡共同认可的文化空间。一些城市蓬勃兴起的都市农业运动,代表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交融并和谐共处的城市文明方向,并从侧面印证了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反哺价值,城乡文化认同不断体现出双向融入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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