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平稳，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比如，新旧发展动力处于转换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生产成本偏高，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化解产能过剩已达成社会共识，但去产能还面临诸多问题；一些城市房价涨幅较快，引发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等等。这些问题看似复杂无序，实际上都属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因此，可以从“供与求”“实与虚”“新与旧”这三对主要矛盾入手，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供与求：五项重点任务联动才能破解产能过剩等难题
一些地方之所以感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十分艰难，工作千头万绪却无处着力，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三去一降一补”这五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具有内在联系。只有五项重点任务联动，才能破解产能过剩等难题，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供求平衡。
运用竞争政策化解过剩产能。短缺经济条件下，扩张产能需要运用产业政策。过剩经济条件下，去产能的政策工具应转换为竞争政策。竞争政策保护竞争，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具体说，既可以通过鼓励收购兼并来消化僵尸企业，也可以在竞争中让僵尸企业被自然淘汰，实现市场出清。尤为重要的是，应把对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的补贴转变为对兼并重组方优势企业的补贴；对某些重点产业的扶持，应由对产能的补贴转变为对消费者和用户的补贴，以培育市场需求，让市场选择竞争优胜者。通过建立健全标准来淘汰落后产能，是在去产能中减少行政干预的好办法。落后产能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技术和工艺设备落后的生产能力；二是丧失了市场竞争力的生产能力；三是高耗能、高污染、质量不达标、有安全隐患的生产能力。对前两类落后产能，应该交给企业和市场调节；对第三类落后产能，应通过提高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去产能。
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拓宽房地产去库存渠道。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一些一二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面临房价上涨过快过猛的问题，为平稳房价，必须动用限购、限贷等行政手段。众多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则面临去库存的巨大压力。由于这些城市就业机会较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同特大型、大型城市差距较大，年轻人口净流出的倾向十分明显，导致住宅需求相对不足。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坚持把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各地因城施策，制定去库存的灵活政策。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地域广、不可能把所有农业转移人口都纳入到特大型和大型城市的现实，着力缩小各类城市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建设功能互补、产业协同的城市群。只有如此，才能既避免少数大城市人口不合理急剧膨胀，又避免众多中小城市陷入凋敝境地。
围绕去产能坚定地去杠杆，围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负债水平。绝大多数僵尸企业是靠高信贷杠杆维持的，因此去产能就是去杠杆，去杠杆就是加速去产能，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对于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尤其是僵尸企业，要像权威人士讲的那样，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普遍较高，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实际问题。按照国际经验，系统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最佳途径是加速发展以公司债和股票为主的直接融资。其中，债券融资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有待开发的巨大“蓝海”。而要更好发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必须把对投资者权益的充分保护放到首要位置。
通过改革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降成本可以双向调节供求，包括降要素成本和降制度性成本两方面。前者最重要的途径是提高生产率，由此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这是必须坚持的方向，但见效较慢；后者是通过改革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抑制因房价上涨过快而导致的许多行业要素成本上升过猛的趋势，根本办法是从制度上破除土地财政的副作用。又如，税收和各种收费是制度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全面大幅度降税的空间并不大，但阶段性地降低“五险一金”费率存在较大空间。此外，让各种可面向市场的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与政府彻底脱钩、参与市场竞争，也是重要降费手段。
积极实施“扬长补短”战略。补短板能够有效扩展经济增长空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采取“扬长避短”战略，着重发展某些重点部门和领域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较高发展阶段，有些短板是避不开的，需要实施“扬长补短”战略。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在于农村贫困人口，因而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提高发展水平的瓶颈在于科技进步和生态环境，因而补短板就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在于投融资体制机制，因而广泛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就是关键。总的来看，造成短板的原因主要是制度创新不足，因而“扬长补短”的关键是要补制度创新这一短板，释放制度性红利。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要把创新制度供给作为重要抓手，着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占据的物质资源、市场资源和信贷资源转移到短板部门，就能更快补齐短板。
实与虚：让实体经济能够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
当前经济运行中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了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挤压，部分企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房地产业吸纳大量社会资源，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挤压了民众消费能力，拉高了市场利率水平，推高了制造业成本，影响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从资本短缺和商品短缺的“双短缺”经济全面进入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的“双过剩”经济。在“双过剩”经济发展阶段会出现“资产荒”，大量资金因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品而推动资产价格膨胀。这在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时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已经不是扩大投资规模和生产能力，而是化解资本和商品过剩，同时着力平抑“资产荒”带来的资产价格膨胀。
平抑“资产荒”带来的资产价格膨胀，比较好的办法是“疏”，其核心是增加优质金融资产供给。这由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在虚拟经济领域鼓励金融改革创新，满足广大居民在收入提高之后不断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另一方面，以供给侧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为虚拟经济领域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资产配置组合和优质金融资产。应当看到，让实体经济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让创新能力强的优秀企业获得超额经济回报，是社会能够拥有更多优质金融资产的基础。在金融学上，这种实体企业的“底层资产回报率”直接决定了在此基础上打包创设的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简单来说，如果实体经济企业不行，怎么会有可交易、安全性高的金融资产呢？如果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人为地制造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就会埋下金融危机的种子。因此，解决“资产荒”问题的关键，不是去凭空进行金融创新，而是要努力发展实体经济。
这就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是国家竞争力的来源。如果虚拟经济发展过度了，就必须使它回归原有的功能，股市、汇市、楼市均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尤其是楼市，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现在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迅速膨胀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抑制，恢复房子原本的居住功能，抑制投机炒作。需要指出的是，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并不是说不要发展虚拟经济或虚拟经济不重要，而是要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协调。实践证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能够激发强大的经济动力。比如，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体系对于经济转轨和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利用资本市场引导和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策略。
新与旧：在加速经济分化中培育新动能
当前，我国经济新旧交替现象十分突出，其内在动因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分化的趋势不断增强、程度不断加深、效果不断显现。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象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本质特征则是有增有减、有上有下：有效益、有质量、环境友好的速度提上去，无效益、低质量、高污染的速度降下来。这是贯穿经济发展新常态始终的新旧分化逻辑。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2016年1—7月，尽管全国投资增速回落，只增长了8.1%，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8.6%，科教文卫领域投资增长17.3%，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7%，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3.8%，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35.4%；补短板领域的农业投资增长32%，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32.4%，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24.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只增长4.6%。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结构变化的表象是比重和数量的变化，本质特征则是结构优化下的提质增效。一是服务业增速持续快于工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正在形成。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长7.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5%。由于服务业发展具有抗经济周期的效应，因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意味着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在提高。二是工业内部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前三季度，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只增长6.1%，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8个百分点。同时，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也保持快速增长。三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持续提高。四是区域均衡发展水平提高。这些变化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构成了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标志。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动力变化的表象是投入要素的转换，本质特征则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研究表明，依靠增加物质要素投入实现的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目前，我国经济新动能不断涌现，正是这些领域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的结果。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要靠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资源从低效率企业、部门向高效率企业、部门转移；也要靠密集的研发投入和高强度的技术创新。
可见，经济加速分化推动着发展新动能形成。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经济分化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实现新的高水平的市场均衡。只有加快分化进程，才能增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在经济加速分化的新形势下，对于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来说，与其抱怨、不如行动，与其苦熬、不如苦干，与其消极等待、不如积极创新，努力在经济分化中占据有利位置。为此，必须认清经济形势，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政策取向。
站在发展全局的高度理解经济分化。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促进经济分化是现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应通过推进经济加速分化和妥善安置转岗分流职工，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以短痛避免长期折磨。鼓励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采取切实行动推进创新，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把破除预算软约束作为促进经济分化的根本。预算软约束是妨碍经济分化和市场出清的主要障碍。如果预算约束不能硬化，资源就无法按照市场竞争规律流动，就无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如果市场主体在投资决策时不用担心失败的后果，不用担心被追究责任，那么，就无法驱动资源进入创新领域，就会导致经济风险不断积累。因此，必须切断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预算软约束纽带，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
以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产业政策在现阶段的功能应主要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重点是以精准的政策指向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应围绕“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十大重点领域，加大中高端共性技术研发力度，培育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人才队伍，促进关键共性技术广泛应用，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亮点、增创新优势。
（作者为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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