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分工及其二元结构。随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愈加突出；同时由于城市和乡村在其对立过程中各具优势资源，通过市场渠道的相互作用，也为逐步缓解这种对立创造着条件。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人类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普遍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其特殊性来。其中，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建国初期，固化于“单一所有制结构”与计划经济时期，缓解于1978年改革开放。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已经或正在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已经或正在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性景观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过程是在农村优势资源、城市优势资源、市场决定作用及政府积极作为等“四要素”相互作用中逐步实现的。本文对此拟做初步的分析论证，分别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矛盾、差异问题上阐述了自身的基本观点
城乡二元结构；优势社会资源；市场作用；政府自觉
自城市从乡村孕育生成以来，其结构性问题一直延续。马克思认为城乡间的矛盾是分工所引发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消灭有赖于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过程，其对立的消灭只能有赖于“物质前提”①。假设按照马恩经典作家述说的社会革命基础，我国经历人民政权的建立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应得到部分缓解。但回到中国社会现实，令人困惑的是，在现代化的加速推进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在某些领域呈现渐明显大的趋势。城乡二元结构，以人类社会自然生成与人为失当叠加共同效应仍广泛地呈现在中国大地上。新世纪以来，城乡二元发展的矛盾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并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把统筹城乡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予以重视，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党中央首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党的十八大强调“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问题，除中央层面给予指导性发展方向外，众多学者亦关注颇多，已故中国社会学会荣誉会长陆学艺甚至形容城乡二元问题为“鲁难未已”，将“国无宁日”。②
一、相关研究述评
从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上，对什么是乡村、城市及其二元结构的界定，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是如何生成的，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固化，又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缓解等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引起关注与研究，我们首先对此加以简要的述评。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界定与生成的问题。农村，亦称“乡村”，是“城市”的对称，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农村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主要的生活地域，当早期人类结束狩猎、捕鱼、采集的游牧生活，在固定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在固定村落居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共同体形成了最早的农村——即原始农村公社。至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交换的发展，在部分交通方便、位置适中的村落中，出现了集市。在奴隶社会的农村中随着手工业与商业从农业中的进一步分离，商业集中地逐步发展演化出永久性市场，以此为中心，永久性市场逐步演变成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保护财产的安全、政权的巩固，该中心需修筑城堡等，逐渐出现了城市。早期意义上的乡村与城市显现为“浑然一体”的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逐步从农村中孕育、发育、分离出来，农村与城市的区别显现。现阶段，农村一般表现为是村民的生活处所和生产活动基地，一般没有或者只在中心村落有日常生活需要的低级服务；人口密度较低；生产场所和商业、文化、教育、卫生等建筑设施比较分散；生产活动主要是农业；建筑形态与建筑材料和当地的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有紧密依存关系；政治上受城市引导。城市一般表现为是市民的生活处所与主要活动基地，人口密度较高；主要从事非农业产业活动的地域；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聚集；其中某些重要城市，亦是现代大工业、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集中地，一般政治上领导乡村。③在城乡二元结构生成问题方面，学者林毅夫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与建国初期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策有重大关联。重工业具有资金密集型产业特点，本身不会产生众多就业机会，无法吸收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倒逼国家采取干预政策，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④孙立平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引发有“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与“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两种原因。行政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市场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共同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生成。⑤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问题。学者蔡昉等认为，造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固化要以改革开放前后的时间点来做出区分。改革开放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偏向城市的稳定政策是造成城乡差距固化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与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机会上的不平等，是横亘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天堑”⑥⑦；傅勇也认同“制度偏向”所导致的城乡机会差异，他把乡村落后归因于人为固化的“城乡政策偏向”。“城乡政策偏向”的执行，导致乡村人口“数量悖论”现象的出现。改革开放后的乡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失语”，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⑧厉以宁也赞同制度偏向在城乡二元结构固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建国以来城乡人员的权利、机会的不平等，造成农民处于“二等公民”位置，是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根源所在⑨；何立胜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以及相关的不平等的二元交换制度、差别化二元教育制度、歧视性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等分割体制，在路径依赖的强化下，造成了城乡正常合理流动的阻塞。⑩户籍制度造成空间、历史差距、二元部门、社会地位等四大锁定效应；李骏、顾燕峰引入了户口所在地的不平等的新维度，指出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户口类别和户口所在地——共同作用，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所在(11)；李强也从社会“丁字形”(12)结构的形成，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障碍给出解释。除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制度偏向的归因外，也有学者尝试其他视角解释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路径。学者孙立平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被“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与“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引发。在改革开放前，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发挥作用，两者叠加，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固化(13)。赵红军、尹伯成从交易效率的视角对中国的城乡差距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的城乡交易效率“硬条件”与“软条件”是导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重要原因(14)。文峰则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是由城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同作用发挥所致的。其中以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城市制度与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的农村制度分别造成了乡村与城市的落后(15)。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因素方面的研究，也有学者从单一角度给予解读，雷万鹏认为城乡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差异性是城乡二元固化的重要因素所在(16)。部分学者甚至回溯到建国的历史根源，认为差序格局的消减，农村宗族纽带的减弱与近代城市口岸的兴起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重要原因，认为“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衰弱相平行的”(17)。由于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考察建国以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并未随着社会生产方式提高而减弱的原因，故建国前的历史因素暂不做分析。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缓解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负向作用远大于正向作用，破解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思路，是当下的重要理论课题。有的学者从学理的角度，提供了破解城乡二元的思路。如周振超认为，破解城乡二元难题应当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历史进程。城乡二元矛盾的解决，需要渐进、均衡、有序的推进(18)。徐勇等学者认为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应通过“区域联动”带动乡村发展(19)。费孝通、张雨林等根据我国特有国情，主张以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方式，把工业拉进农村，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就地非农化。(20)也有学者力图通过政府顶层设计，打破市管县体制下的城乡“板块式的行政合治，如通过省管县体制改革”(21)。宋蓓、陈国申等学者，比照西方城乡一体化的成功实践经验，提出“乡村地方政府自治”、农业技术改造等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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