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8年以来，世界经济乏善可陈，陷入不进不退状态，长期以来形成的4%稳定增长线再难企及，中长期弱势增长乃至低迷的风险不断加大。世界经济增长亟须找到新方向，开辟新空间，获取新动力。

 

一、世界经济面临“速度限制”

 

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速度限制”日益明显。一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稳定线是4%，例如1998年～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2%，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全球增长4.2%，其后再未达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长期预测，未来也很难再达到这个稳定线。

 

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减速，同步下滑，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的“速度限制”更为明显。迄今，美国经济增长率低于4%已长达16年;欧元区增长率在危机前为2%，危机后至今难以恢复到过去的增长水平;日本经济增长率自1992年跌入负增长以来，一直低于2%。

 

几年来，金融、能源、贸易等层面险象环生。全球贸易增速近年来明显放缓，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会连续第5年低于3%。IMF预测，未来10年全球贸易年均仅增4.2%，对全球经济引领作用短期内难以恢复。

 

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的角度看，如果采用大约50年左右的长波划分方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五次长波期已经处于从上升向下降阶段的过渡期，2007年～2011年正好是第五次长波上升结束的拐点。以此视之，世界经济增长节奏恰似从“快牛”到“慢牛”，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不容乐观。

 

虽然势头正起的技术创新和结构性改革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改善了各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但作为新驱动力对经济增长做出多大贡献尚存不确定性，多数观点预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将成为常态。

 

二、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拖累全球

 

世界经济疲不能兴，根子还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问题，且其惯于转嫁危机，拖累、拖低全球增长。发达国家经济“表不壮里也不壮”，增长数字不好看，实际上是“里子”出了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不是偶然的。仅以美国中产阶级群体规模不断缩小为例，在1971年到2015年的40多年间，美国中产阶级的空心化一直在推进。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政府数据的分析显示，截至2015年初，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成年人数量为1.208亿人，而生活在更低和更高收入家庭的美国人的数量达到1.213亿人，这一重大转变“可能标志着一个临界点”。

 

经济荣景不再，就会寻找替罪羊，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明显上升。日本 《经济学人》今年3月首次以“美国大失速”为专题发表系列文章，直接唱衰美国经济;同样，美国学者和舆论多数则认为“安倍经济学”破产;英国“脱欧”直接引发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性争论，冲击效应正持续增大。

 

西方国家也普遍低估、错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性影响，应对失误、失灵、失信，致世界经济复苏遭遇“8年之困”，增长前景黯淡，难脱其责，难辞其咎。

 

判断失误：8年来，美欧明显低估了危机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深度以及危机形式变化的复杂性。金砖国家2009年尚未遭危机效应延宕冲击，经济仍呈上升态势，受此鼓舞，美欧和国际金融机构纷纷认为金融危机将很快在两到三年内就会平复，世界经济将恢复强劲增长;美联储也一度认为首轮量化宽松就足以支撑美经济回归正常增长轨道。

 

手段失灵：作为危机策源地的美欧国家偏好短期应对手段，不断施以惯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刺激，形成新的金融市场风险。美欧日倚重金融优势，转嫁危机盘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美式量化宽松虽然避免了重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本质上是金融“放水”向外转嫁风险，顾忌自身“短痛”，却引发世界“长痛”。一方面，美欧日滥发货币，由别国“兑现” “买单”，轻易攫取发展中国家经济收益。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2009年以来美欧日等央行“创造”约12万亿美元资产，负面溢出效应突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压低长期利率，吸收廉价资本，又通过热钱等形式重新流入新兴经济体，引发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政府失信：危机后，美欧政府大规模金融救助效果不彰，却致政府债务持续攀升，美国一度丧失AAA主权信用评级，英法德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均趋于负面。经济问题必然会揭示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引发贫富差距扩大，民众对政府不满显著上升;另外，难民潮夹带着恐袭频现，拖累世界经济进入非周期性因素影响增大的高发期。

 

为尽快复苏，主要发达国家频繁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常规、非常规的，一致的、不一致的，同步、不同步的，几乎试尽、用尽，但无一取得明显的拉动效果，终致政府无力，民众无感，前景不明，连带新兴经济体增长从高位回落，世界经济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三、G20领导人杭州峰会

 

竖立起世界经济增长新标杆

 

世界经济不振，各种力量碰撞交错，实力重心发生变动、转移，反全球化情绪升温，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特点明显，全球增长架构、治理机制、发展动能等正面临深度调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世界经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格局正在松动，发达经济体、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重塑新格局的主导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此次G20领导人杭州峰会见证并竖立起世界经济转变、增长开辟新空间、获取新动力的新标杆。

 

国际上，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更倾向孤立主义;俄罗斯仍受制于能源价格疲软和西方经济制裁;欧盟则一直未走出经济低迷，近困于英国脱欧，正身陷自我反省的艰难抉择。反观中国，以现价计算，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例为15.01%(美国为24.53%)。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25%;如果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IMF预测的6.7%，那么这一贡献率将提高到39%。

 

在刚刚结束的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再次展示了作为一个成熟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中国力促之下，G20领导人杭州峰会明确了世界经济的前进方向，即必须走创新和改革之路应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并形成新的“杭州共识”，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共同发展与倡导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结合起来，把共迎挑战、同舟共济的决心与制定一系列务实的行动计划结合起来。

 

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G20需要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作用，份额改革必须更好、更快地反映全球经济影响力和权力的转移。在中国要求下，目前已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旨在进一步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

 

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G20需要合力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拿出有效方案，使双边及地区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保持一致。峰会制定了两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在中国坚持下，G20实际正逐步形成国际贸易投资的重要框架机制。

 

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绿色发展合作。中美两国正式加入《巴黎协定》，所展现的领导力和密切合作对于气候变化谈判的成功完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为该协定于年内生效注入了强势推动力。杭州峰会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重点议题，有助于推动气候、环境方面的全球合作。

 

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杭州峰会首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首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首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一步彰显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

 

国际社会对G20领导人杭州峰会抱有高度期待，事实证明中国不负众望，主导、引领、协调达成的诸多成果在G20历史上都属首创，目的就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只要切实执行和落实，世界经济增长必将重现活力，重拾增长。

责编：长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