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疆发布规定，要求在自治区范围内的所有公务接待一律禁止饮酒。而记者梳理发现，近两年，浙江、黑龙江、吉林、江苏、湖南、安徽等省份均已出台公务接待“禁酒”规定，不分午餐晚餐一律禁酒（9月29日《新京报》）。

“所谓一律不准饮酒，是指一律不得饮用任何人和任何单位提供的任何酒类。”查看各地禁酒令，都不难体会到一个严字。对此，公众当然是一片掌声。但是，为什么要禁酒呢？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搞清楚禁酒的原因，才能事后考察禁酒令的效果。

古代禁酒是要节约粮食，如今公务接待为何要严禁饮酒呢？肯定不会是出于节约粮食的目的，大概也不会是要“使家庭中不再有沉湎于酒精的父亲”。公务接待禁止饮酒，除了影响工作、影响形象之外，最主要的考虑应该是节约开支。明乎此，讨论禁酒令好不好才算有的放矢。

公务接待“大吃大喝”历来备受诟病。对此，一直以来国家没少出台政策。只可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四菜一汤”到茅台装进塑料瓶、农家院里洗桑拿，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制度的笼子，“笼眼”应该编织得密些再密些；禁酒令是织密公务接待“笼眼”的必要。酒水费一直是公务接待中的大头，曾经曝光过的单位团购茅台的钱，都是很惊人的数字。

可问题在于，禁酒令的执行效果，有待实践检验，类似“茅台装进塑料瓶”的“创新”，会否层出不穷？更关键的是，出台禁酒令是基于省钱的目的，地方落实禁酒令却很可能落实成形式上的禁酒，费用并不见得减少。如果禁酒令执行貌似很不错，结果公务接待的钱却一分也不少，这样的禁酒令仍然算不得成功。

公务接待要省钱，除了禁酒，更有必要的，应该是禁接待。“去年一年，我只用公款请过一次客。那次是在丹麦开研讨会，有几个欧盟官员与我们市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我请他们到一家很普通的街边饭店吃了一顿饭。”挪威斯凯兹莫市市长招待中国新华社记者的，只是一杯咖啡、几片饼干。

而在加拿大，下级部门没有责任，也没有经费安排来访上级官员的食宿接待，一个政府的招待费仅用于接待政府以外符合条件的人。相比之下，我们的公务接待显然过于频繁了，让曾经“裸晒”公务接待账本的白庙乡这样的基层地方不堪重负。相比禁酒，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严禁不该公务接待的公务接待。

从城市间交通到市内交通，从住宿费到伙食费，差旅费规定都有明确的报销标准，地方上为何还有数额庞大的公务接待费呢？公务接待费和差旅费，是否存在相当部分的重叠？会不会同一次出差行为，既在出差单位按差旅费报销，又在接待单位按公务招待支出？既有差旅费，何须招待费？

明确公务接待的界定规则、适合接待的对象和情况、接待计划的事先审批及费用报销程序，这才是最重要的。公务接待需要有细致入微的严格管理。那些禁酒的公务接待，大多数本身就该被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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